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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4日 星期一

于浩成致信趙紫陽:用厲行法治代替法制完備

嚴家其將于浩成這封信轉交鮑彤。

于浩成

這封信經當時任公安部黨組書記、公安部長的趙蒼壁和任黨組副書記、副部長的於桑二人看過後由公安部於6月23日上報,胡耀邦同志於6月25日就做了批示,批示說:“長期關押不作處理是不對的,但寫進決議不行,請作點解釋。”當時我對胡耀邦同志處理問題的勤快和能夠重視一個普通黨員意見這兩點產生了深刻印象。

我寫信給黨中央的另一封建議信就在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召開期間。信的全文如下:



【鮑彤同志並報

紫陽同志:

您好,在您代表黨的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向十三大提出的報告中,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的提法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對此,我有一點不同意見,建議將“法制完備”改為“厲行法治”,理由如下:

法制一詞,據董必武同志的解釋,係法律制度的總稱。當前我國固然存在法制不夠健全、尚不完備,即在一定程度上的“無法可依”的問題,但更主要的還在於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問題,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人治”而非“法治”。封建時期並沒有法律制度,我國封建社會的法律制度應該說是比較完備的,但由於封建帝王“言出法隨”、“聖旨高於法律”,因此還是“人治”而非“法治”,現代意義上的法治總是同民主聯繫在一起的。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向使用“法制”一詞,很少使用“法治”,通常習見的提法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可能是由於毛澤東同志在五十年代後期曾講過“要人治不要法治”,因而在黨內,在政法部門和法學界有些同志不同意“實行法治”、“以法治國”等提法,其實,法治的提法比法制要更科學、更確切,因為法制講的只是“有法可依”;法治的含義則廣泛得多,不但要“有法可依”還必須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在這次黨的十三大,我認為有必要糾正過來,用“厲行法治”的提法代替“法制完備”的提法。

幾年前我在拙著《民主、法治、社會主義》一書中曾講過法制和法治兩詞的區別,可惜未能引起注意。而黨的十三大的報告稿,我也未能更早讀到,昨天通過實況廣播聽到您的報告以後趕忙寫了這一建議,美芹獻曝,稍盡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和理論工作者的責任,如有錯誤不妥,還望給以批評指正,順致

敬禮!

公安部幹部 中共黨員于浩成

1987年10月26日】

這封信於當日晚上交嚴家其同志,托他轉交鮑彤同志,後來嚴家其告訴我信已轉交,如何處理的不清楚。看來信是寫晚了,十三大報告已正式公布的文本仍用原來的提法,但我總算盡到了自己的責任。

(《法學領域十年來的重大論爭和教訓》連載2,《風雨憲政夢》,明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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