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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1日 星期五

于浩成:在全黨領導中十分需要加強法制觀念

于浩成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已有十年了。這次會議是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大轉捩點。正是這次會議結束了我國十年動亂、兩年徘徊的局面,開創了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這次會議恢復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大力撥亂反正,批判
和糾正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左”的錯誤。這次會議確定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同時還確定了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重大方針。我國政法戰線不但是“文革”的重災區之一,而且受到“文革”以前“左”的影響很深。
五四憲法是一部很好的憲法,但在三年以後的反右派鬥爭中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樣一些莊嚴的憲法原則竟然作為資產階級法律觀點受到錯誤的批判。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一直拖到建國三十年以後才開始制定。法學研究和教學在法律虛無主義和法律取消主義的壓制和干擾下一直處於日益萎縮的奄奄一息狀態。建國初期成立的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早已名存實亡,而到了“文革”初期終於被完全撤銷。“文革”初期在“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指導思想下煽起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和“砸爛公檢法”的罪惡行動更使得我國的法制建設遭到全面破壞,法學研究和教學工作更陷於完全停頓,成為一片空白。
因此,我們的法學研究實際上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重新開始的。在馬克思主義指引下,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實事求是,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搞“兩個凡是”,不唯上、不唯書、要唯實成了我們從事法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廣大法學工作者正是在這一正確思想的指導下,聯繫實際,獨立思考,提出了許多重大問題,通過討論和爭辯使一些問題得到解決和初步解決,從而推動了我國法學的進步和發展,現在僅就筆者曾常參與過的,主要是法理學和憲法學方面的一些爭論問題綜述如下:

一、關於要法治還是要人治,能否提“以法治國”的爭論

由於毛澤東在1959年講過“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全國實行,還要什麼法律?”以致法律虛無主義盛行,政策大於法律、高於法律,有了政策可以不要法律,法律成了可有可無,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社會主義法制遭到嚴重破壞,莊嚴的憲法竟被踐踏成一張廢紙,連國家主席的人權也得不到任何保障,人治實際上已經成為個人專斷、一言堂、家長制的同義語。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這裡說的正是應以法治代替人治,實行以法治國。但政法部門和法學界有一部分人一直有不同意見。我積極參加了這一爭論,先後寫了《人治與法治問題的討論有什麼現實意義》、《論法制與法治概念之異同兼及以法治國的提法》、《新憲法確立了在黨領導下“以法治國”的重要原則——再論法治還是人治問題討論的重大現實意義》等論文並主持編輯了《法治與人治問題討論集》一書,1981年由群眾出版社出版,從而推動了這一討論。

我在一些論文中闡明:“以法治國”的提法與堅持黨的的領導是一致的,並不矛盾,因為憲法、法律,正是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的法律化和定型化;“以法治國”也不是主張“法律至上”和“法律萬能”(其實,即使主張“法律至上”和“法律萬能”也沒有什麼不好,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不是提出法律應是至高無上的嗎?)因為“以法治國”並非“唯法治國”,並不否認道德、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等等在治國安邦中的巨大作用。至於有些同志主張法治應與人治相結合,他們認為只講法治,不講人治似乎是輕視了人的因素和人的作用。這是一種誤解,因為主張法治並非單純依靠法律條文,而輕視人的因素和作用,“徒法不能自行”道理是不言自明的。

這一場討論確實是太重要了,因為要法治還是要有人治關係到能否正確接受“文化大革命”這場巨大災難的教訓的重大問題。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經指出:“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第819頁)因此,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這場悲劇的重演,以法治代替人治,實行以法治國是絕對必要的。

正是基於這種思想認識,我曾先後兩次寫信給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議,一次就在1981年6月黨的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期間。我寫了一封信通過公安部黨組上報鄧小平同志和胡耀邦同志。全文如下:

【趙蒼壁、於桑同志請轉送

鄧小平、胡耀邦同志:

您們好。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即將舉行並討論、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我想到一個問題,現在寫信向您們提出來,這個問題也許您們已經考慮到了。高饒的案子不能翻,當時黨中央對這事是處理得好的,但是有一事是否應該考慮一下,既饒漱石在被開除黨籍後,做為一個公民,長期關押在監獄裡,既不審判也不釋放,直到被關死在獄中,至今也未向黨內和社會公布過。這種做法是違反法律的,既然對饒漱石可以這樣處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許多同志也這樣處理就不足為怪了。我建議在《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提到高饒事件時講一下對饒長期關押沒有公開審判的做法是違法的,今後嚴禁這樣做。我認為在全黨同志中,特別是在一些領導同志中,加強法制觀念還是十分需要的,我們必須接受歷史的教訓,對憲法和法律的任何微小的違反和破壞必將導致整個社會主義法制的崩潰,形成無法無天的混亂狀態,給黨和國家造成極大損壞。

我這個意見不一定對,為了對黨負責,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精神,特向您們提出來,請予考慮。

致以革命的敬禮!

于浩成(簽名)

1981年6月20日

(本人是中共黨員,中共公安部辦公廳分黨委委員兼群眾出版社支部書記,行政職務是群眾出版社總編輯)】

(《法學領域十年來的重大論爭和教訓》連載1,《風雨憲政夢》,明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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