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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6日 星期三

于浩成:法律本來就過於靈活 運用時更加靈活

二、關於法的階級性和社會性問題即法的本質屬性問題

這是近幾年來法學界討論得十分熱烈的問題,最初提出這個問題的是周鳳舉同志,他在《法學研究》1980年第1期發表了《法單純是階級鬥爭工具嗎?》一文,對傳統的關於法的定義提出了質疑。



從建國以來,在我國出版的《法學概論》、《法學基礎理論》等書籍、小冊子以及各大專院系、專業所用的講義、教科書中,對於法的定義一直是沿襲蘇聯維辛斯基的公式,可說是幾十年“一貫制”,固定不變,牢不可破。根據這個定義,法被認為是階級社會特有的現象,是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工具,沒有階級就沒有法。但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明確宣告:在我國,剝削階級已經基本消滅,階級鬥爭已不是當前我國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很自然地會考慮到,如果我們仍然把法僅僅看成階級鬥爭的工具,那麼就不好解釋為什麼在被統治階級已經不存在的情況下,我們還要進一步加強法制建設。在這裡,理論同現實之間的不協調情況已經顯然可見。周鳳舉不早不晚,恰恰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不久就提出這個問題來,這絕不能說是偶然的,可惜的是他的論點未能引起人們的注意。

1983年夏天,中國政治學會在煙台召開了關於政治學定義和體系問題的討論會。我提出了在階級社會中國家具有兩種職能,即階級壓迫的職能和公眾事物管理的職能的見解,隨後又提出了與國家兩種職能相適應,法也具有階級性和社會性這兩種性的觀點。我寫的《政治新解》和《論法制的階級性和社會性》兩文同時在1984年初公開發表了,在這以後,關於法的本質屬性問題的討論變得熱鬧起來。1986年我寫了《法學理論的更新和發展——再論法的階級性與社會性》一文,該文摘要於9月23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全文收入《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理論與實踐》一書。(鷺江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1987年我又同崔敏同志合作,編輯了《法的階級性與社會性問題討論集》,並為該書寫了序言。目前,這一討論還在繼續深入發展中。

三、關於政與法、政策與法律的關係的爭論

長期以來我們一向是,現在仍然是政與法合在一起並提,如政法機關、政法工作、政法院校等,其實政治與法律並不完全是一回事。從理論上說,我們用政治來統帥法律是必要的,因為政治應該統帥一切,列寧就說過一個階級如果不首先從政治上考慮問題,那就不能維持其統治。但是,政治不能代替其他的一切,政治既不能代替文藝,文藝創作有其自己的特點和自身的規律性,政治宣傳品與文藝作品不能相互代替,同樣,政治也不能代替法律,如公正性、穩定性、統一性。我們多年來習慣於根據形勢變化和一時政治需要來實施法律,這就使法律同政策一樣,靈活性過大,我們的法律本來就制定得過於靈活,不夠嚴密,但在實施中運用更加靈活。

例如量刑,就發生畸輕畸重情況,鬨搶西瓜一案為首的二人竟判無期徒刑,故宮盜寶未遂也竟判了死刑,未免過重,但江西省前省長倪獻策貪贓賣法,使國家蒙受六百萬美元的重大損失僅僅判刑二年,又未免太輕,這就使法律失去了公正性和統一性,不利於維護法律的尊嚴。

建國以來我們基本上是依靠政策,依靠發動群眾性政治運動來推行政策,而不是依靠法制,實行以法治國,一切工作納入法制的軌道。不久前有的領導幹部仍然說,現在應從依靠政策過渡到既依靠法律又依靠政策,事實上,我們建國已近40年,完全應該做到以法治國,厲行法治,政策必須通過法定程序,由權力機關通過變成法律才能成為國家意志具有強制性,政策則不具備這樣的強制性,只能由民眾的自覺執行。當前我們在“先改革,後立法”,還是“先立法,後改革”的問題上也是有爭論的。

在今年七屆全國人大通過憲法兩條修正案以前,土地轉讓和私營經濟早已經造成既成事實,法律只不過來個“追認”,這種做法是不利於提高憲法和法律的尊嚴和權威的,事實上是沿襲“文革”中的錯誤做法。政策與法律的關係實際上反映了黨政之間的關係,我在《論健全法制與加強黨的的領導的一致性》、《黨委不應該繼續審批案件》、《我國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中的問題》等論文中都就法律與政策的關係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但《黨委不應該繼續審批案件》一文居然受到“反對黨的領導”的批評。看來,批評者對於黨委不再繼續審批案件恰恰是中央的決定這一點大概還不大清楚,否則,應該受到“反對黨的領導”的批評的絕不應是我而恰好是他們自己了。

(《法學領域十年來的重大論爭和教訓》連載3,《風雨憲政夢》,明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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