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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6日 星期六

于浩成:共產黨49年前從來都是重視爭取人權的

于浩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意、日法西斯的暴行給人類造成了極大的災難,激起了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強烈義憤,普遍提出了人權的呼聲。1942年正在對德、意、日法西斯作戰的包括中蘇美英在內的26個國家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簽署了《聯合國宣言》,這一《宣言》指出,“深信完全戰勝他們的敵國,對於保衛革命、自由、獨立和宗教自由並在本國和其他國家內保全人權和正義是非常必要的”。



1945年,聯合國正式成立,《聯合國憲章》宣布:“決心要保全後世以免再遭我們這一代人類兩度身歷的慘不勘言的戰禍,重申對於基本人權、人格尊嚴和價值以及男女平等權利和大小各國平等權利的信念。”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12月10日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這個宣言規定了個人自由的具體內容和個人政治權利,以及社會、經濟、文化等權利,反映了戰後各國人民反對戰爭和暴政,首先和平和民主的共同願望,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許多國家的憲法或者聲明確認《世界人權宣言》的各項原則,或者直接引用宣言的某些條文,一些重要的國際會議文件經常提出這個宣言,如1954年萬隆會議最後公報的《人權與自決》一節中說:“亞非會議宣布它完全支持聯合國憲章中所提出的人權的基本原則,並且注意到作為所有人民和所有國家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的世界人權宣言”。

從19世紀中葉,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和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傳入中國以後,我國人民爭取和保衛人權的鬥爭經歷了漫長的歲月,資產階級革命家鄒容在其著名的《革命軍》一書中明確提出:“今試問我儕何為而革命?必有障礙吾國民天賦權利之惡魔焉,吾儕得而掃除之,以復我天賦之權利”,他大聲疾呼:“殺盡專制我之君主,以復我天賦之人權”。

五四運動時期,陳獨秀在他主編的《新青年》第一期上發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國人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為重”。他又在《袁世凱復活》一文中說:“法律上之平等人權,倫理上之獨立人格,學術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為歐美文明進化之根本原因,而皆為尊重國粹國情之袁世凱一世二世所不許。長此黑暗,其何以求適二十世紀之生存?

”針對國民黨政府1931年前後大規模查禁報刊,剝奪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瘋狂逮捕屠殺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的暴行,宋慶齡等人組織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明確宣布“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國的恐怖、爭取中國人民的民權和人權......”,但該同盟總幹事楊杏佛卻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暗殺,宋慶齡、魯迅等也都收到了恐怖信。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民主革命的鬥爭中對爭取和保障人權十分重視,早在1923年的“二七”罷工中黨就提出過“爭自由爭人權”的口號。1935年8月1日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聯合發布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中,也提出了“為人權自由而戰”的口號。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1940年12月發表的《論政策》一文中說:“應規定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資本家和個人、農民有同等的人權、財權、選舉權和言論、集會、結社、信仰的自由權”。

1941年頒布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第6條規定“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信仰、居住、遷移之自由權,除司法系統及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其職務外,任何機關、部隊、團體,不得多任何人加以逮捕審問或處罰......”。1943年頒布的《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第6條規定:“一切抗日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出版、信仰及居住自由、非依政府法令及法定手續,任何機關、團體或個人,均不得加以逮捕、緊閉、遊街及任何侮辱人格、名譽之行為,以保障人權。”不僅如此,陝甘寧邊區政府還於1942年2月公布了《陝甘寧邊區保障人權、財權條例》,“以保障邊區人民之人權、財權不受非法侵害為目的”(第1條),其它抗日民主根據地也公布了類似的單行法,如《晉西北保障人權條例》等。

由此可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從來都是重視爭取和保衛人權的鬥爭的,有些人一聽到人權這個詞就同資產階級聯繫起來,似乎只有資產階級講人權,無產階級不能講人權,這是十分荒謬而有害的。

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究竟應當怎樣對待人權這口號呢?固然,資產階級所推出的人權是不徹底的,資產階級在反封建鬥爭中以代表全體人民說話的姿態出現,它鼓吹“人權”,把自由、平等說成是人人共有的權利,但在實際上,資產階級提出的人權,絕不可能包括一切人,僅僅對資產階級而言才是貨真價實的東西,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生產資料都被資產階級所占有,資產階級享有自由地剝削和奴役無產階級的權利,而無產階級則一無所有,只享有自由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權利,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僅僅在表面上、形式上才有平等,實際上資產階級不過是用金錢的特權代替了封建特權而已,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曾經深刻地揭露了“人權”的階級實質,恩格斯認為“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

列寧說:“即使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國中,‘自由’和‘平等’只能是而且從來就是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資本的平等和自由”。因此,無產階級絕不能局限於人權的口號和要求,而應該提出自己的更高的要求和目標,即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恩格斯說:“無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實際內容都是消滅階級的要求”。列寧說:“無產階級必須消滅階級——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民主,無產階級的自由(擺脫資本家的自由、擺脫商品交換的自由)和無產階級的平等(不是階級的平等。......而是抵制資本和資本主義的勞動者的平等)的真實內容”。然而,絕不能從革命導師這些話中得出結論: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應該放棄人權的口號,把人權的口號一概加以否定,把人權的口號拱手送給資產階級,讓資產階級當成自己的專利品,人權從來不是“天賦”的,而是“人賦”的,人權作為普遍形式的口號曾是資產階級提出的,但資產階級可以用,無產階級當然也可以用,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完全可以而且應該抓住資產階級的話柄,要求資產階級加以兌現,也就是說,“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利用資產階級在反封建勢力鬥爭中提出的人權口號作為同資產階級鬥爭的有力武器,正像恩格斯所說的那樣,“無產階級抓住了資產階級的話柄:平等應當不僅是表面的,不僅在國家的領域中實行,它還應當是實際的,還應當在社會、經濟的領域中實行,尤其是從法國資產階級自大革命開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首位以來,法國無產階級就針鋒相對地提出社會的、經濟的平等的要求,這種平等成了法國無產階級特有的戰鬥口號”。

列寧還把爭取人權的鬥爭口號提到了關係社會主義革命成敗的高度,他在十月革命勝利前曾提出:“一切‘民主制’就在於宣布和實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能實現得很少和附帶條件很多的‘權利’、不宣布這種權利,不立即為實現這些權利而鬥爭,不用這種鬥爭教育群眾,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問題在於,儘管自由、平等之類的權利,正像恩格斯所說的那樣,屬於“純民族主義的要求”,無產階級不能局限於這樣的口號和要求而要提出自己的、更高的要求目標,即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然而,不經過民主主義、人道主義,是實現不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這恰恰是社會發展的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直接從封建主義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國家,如蘇聯、中國等許多國家尤為重要。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製造大批冤案以及我國“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嚴重踐踏人權的歷史性悲劇足以說明黨和人民群眾繼續為人權而鬥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有那些對人權、人道主義妄加批判的“左”的空談和高論究竟對誰有利,對我們說來可說是早已昭然若揭,洞若觀火了。

(《人們應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連載5,《風雨憲政夢》,明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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