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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9日 星期六

于浩成:共產黨50年代談人權 現在幾乎是禁區


劉少奇死時的情景是“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蓋著一個白床單,一尺多長的白髮蓬亂著,嘴和鼻子已經變形了,下頜一片淤血......”

于浩成

我國的情況比蘇聯也並不更好一些。早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王實味就因為寫了《野百合花》受到過批判,錯被當做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後在1947年被殺掉了,建國以來政治運動一直接連不斷,而這些運動的直接目的就在於壓制不同意見,箝制人口,如1955年的“胡
風反革命集團”案件和1957年反“右派”鬥爭幾乎把全國知識分子的嘴巴都封住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對人民的民主權利的侵犯和言論自由的壓制更發展到極端,不但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等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被迫害致死。老舍、鄧拓、吳晗、傅雷等大批作家也蒙冤含恨告別人世。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特別是知識分子以言獲罪的情況較之明清時代的文字獄可以說是有過之無不及。

粉碎“四人幫”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由於黨一再重申會後一般不再搞什麼政治活動,實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雙百方針”和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這方面的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人們的處境較前確實已經寬鬆得多了。然而,由於過去的積習太深,不是一下子就能夠根除淨盡,特別是明文載入現行憲法的公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和進行科學研究、文藝創作的自由還缺乏專門的法律(如新聞法、出版法、結社法、遊行示威法等)切實加以保障,因此以言獲罪的情況還不能說已經完全絕跡,至於在內部會議上和《言論摘編》一類內部材料上被點名批判等事情更時有所聞。總之,那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還高高懸在廣大知識分子特別是其精美人物頭上,反法西斯戰爭中提出的應使人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這一美好理想還遠遠尚未實現。

早在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所作題為《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就提出“人民的自由”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指出“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何以在40多年以後的今天,這些自由似乎還離我們十分遙遠呢?

最近有一天下午我到家附近的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散步時,忽然又想到上面提到過的杜那耶夫斯基作曲的那首歌:“向著自由解放的新世界前進”,當我想到人民在戰爭中和在戰後為爭取自己的自由和解放付出了如此巨大犧牲和沉重代價,但人民的美好希望卻一次又一次的落空時,我不禁傷心落淚了,我回想起1945年8月15日夜裡在延安一間窯洞裡當外面傳來日本投降的喜訊時,大家欣喜若狂,徹夜狂歡不眠的情景,當時漫天遍野都傳來鑼鼓聲、鞭炮聲和歡呼聲,人們不約而同地想起並示詩聖杜甫那首著名的感人詩篇:“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然而好景不長,蔣介石很快就撕毀了和平協定,全國人民又陷入內戰的苦難中。

北平解放時,我正在石家莊,當時的歡樂心情也是難以形容的。第三次狂喜是1976年10月,我正在地震災難後的唐山做救災善後工作,忽然傳來了人人痛恨的禍國殃民的“四人幫”束手被擒的大好消息,人們痛感自己是獲得了第二次的解放,心頭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花,專制和高壓的日子即將過去,此後大概可以安居樂業,心情舒暢地過活了,可是隨後而來的無情的事實又給人們的心頭蒙上了一層陰影。

當然,一次一次的挫折教育了我們,使我們擦亮了眼睛,認識到封建主義在我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建立民主政治,實現人民自由是非常艱鉅的一場鬥爭,絕非輕而易舉,可以一蹴而就,有待於人民的長期的艱苦的韌性的戰鬥。我們既不能犯急性病,又不能灰心喪志,失去勝利的信心和前進的勇氣。

保衛人權的口號並沒有過時

使人民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也就是使人權得到保障,對我國來說,也就是使現行憲法明確規定的公民的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以及宗教信仰、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造和其他文化活動等等的自由權利(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36、37、47等條)得到充分實現和切實保障,人權問題是當代國際政治中的一個熱門話題,但是在我國卻一直幾乎成為一個禁區。

在50年代的黨的文件和領導人的報告中還曾提到保障人權的問題,如1956年周恩來在全國各省市檢察長、法院院長、公安廳局長聯席會議上講過:“人道主義是指對已經依法辦理以後的人,至於依法辦的對不對,是人權問題,是守不守法的問題,”1957年2月,董必武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也曾提到:“目前農村中普遍存在的是貪汙、偷竊、打架、哄鬧以及侵犯人權等現象。”但從50年代後期起,保障人權的問題就很少提到了,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儘管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中,連國家主席的人權都得不到任何保障,有些人卻仍否認我國還有人權問題。

劉少奇是在批鬥、抄家、坐“噴氣式”、拳打腳踢、非法監禁,受盡折磨之後慘死在開封的。有人目睹他死時的情景是“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蓋著一個白床單,一尺多長的白髮蓬亂著,嘴和鼻子已經變形了,下頜一片淤血......”(詳見劉平平、劉源、劉亭亭的寫的《勝利的鮮花獻給您——懷念我們的爸爸劉少奇》一文,將入《歷史在這裡沉思》一書,華夏出版社第一卷,1986年出版)共產黨員張志新僅僅由於堅持自己的政治觀點,就被逮捕,監獄並以“惡毒攻擊”的罪行被祕密處死,在行刑前還被殘忍地割斷了喉管。類似的事實還可以舉出很多很多,簡直可說是罄竹難書,然而,我們有些人卻閉起眼睛,根本不認帳,竟然說什麼在我國根本不存在人權問題。

我國報刊上曾於1979年一度出現“批人權”文章,說什麼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後來又於1983年一度出現大批特批人道主義的浪潮。總之,把一切帶人字的,如人性、人格、人權、人道主義等等都當成資產階級的專利品,拱手讓給資產階級了,這在理論上完全是錯誤的,混亂的,在政治上則是十分有害的。這種錯誤做法極大地阻礙了我國民主政治的建立,而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曾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1986年9月28日)。事實正像夏衍在今年6月接受記者訪問時所說的那樣:“像當年創作中國報告文學典範作品《包身工》由於,夏公對‘人’的問題有著自己的見解,他批評了一種觀念,以為社會主義國家是不講人權的,凡帶人字都犯忌,如人權、人性、人格、人道等都不行,周揚講了人道主義還挨了批,但這些都是民主最起碼的東西啊!現在速人權都不敢講,把自由、平等、博愛都當做資本主義的東西批,搞創作自由也要挨整,所以裡根就用這個東西來對付戈爾巴喬夫,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麼?現在提出以生產力發展為標準,但生產力中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人,長久以來卻是我們最忽視的,諸多弊端便由此而生”。

(《人們應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連載3,《風雨憲政夢》,明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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