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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8日 星期一

不同於毛時期的意識形態繼續扮演重要角色

當初許多專家預言中共政權不持久,但現在“黨”依舊存在。

安瑪麗‧布雷迪

媒體商業化恐危及黨?

美國聯邦調查局1997年的一項報告說,媒體商業化嚴重動搖了黨的權力: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日益減少的影響力,削弱了國家用媒體塑造公共看法的能力,使當局難以懲罰那些刊登偏離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容的媒體。雖然馬克思主義仍然是中國的官方信條,但是不強調意識形態,從兩個根本方面加強了媒體的力量:它暗中削弱了政府向公眾灌輸思想和監控媒體政治社會報導內容的努力,它為媒體打開了實行資本主義市場手段的大門,為顧客需要服務,從而在財力上愈加不依賴國家。”



這種分析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在當今中國,不論誰是中國媒體的真正擁有者並從中牟利,它仍然是黨國的喉舌。而且,1989年以來,中共成功容納了意識形態新成分,比如愛國主義、消費主義、鄧小平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和諧社會”。

弗萊德•騰文思也在1997年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一大諷刺是,毛時期的國家,雖然有這麼多恐怖和荒誕,還是比後毛時期的國家更合法化。”鄭施平(音譯)1997年稱中國正面臨一場“深刻的制度危機”,因為他認為黨組織和國家在同時削弱。鄭認為:

“黨已經失去組織目的。如果國家憲法提供普遍政治模式,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法律,法律機關執法,國務院和省政府管理國家,黨還能做什麼?黨可以起到哪些國家機構不能完成的角色或作用?”

然而,鄭的分析有些為時過早,而騰文思的觀點則有些過時。中共正是通過對控制組織工作和宣傳系統等黨的超級機關的相關聯系統,繼續領導中國社會。在過去18年裡,黨還成功重新擬定了新的合法統治的基礎。

丹尼爾•林馳(1999)認為,“中國政府正在失去”對信息管理的“控制”。他說,“中國宣傳國家的效果已經土崩瓦解。”林馳堅稱,隨著中國媒體不再享受國家補貼,盈利會驅使編輯們允許更多精神污染內容出現在公共領域,“信息交流破壞了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努力。”林馳警告說:

“也沒有合理的手段阻止公民用電信在公眾視野外,傳播政治信息,雖然大多數人只用電話和傳真發送生活或技術信息。基於電子郵件和互聯網的迅速增長,中央在這方面的難度,肯定隨之增加。”

林馳論著的中心內容是“黨國中央正在失去對思想工作的控制”。然而,林馳低估了與中共當局合作的好處,高估了低俗內容湧入中國媒體的影響,並且忽略了中國信息通訊的技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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