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網

2016年11月10日 星期四

政治、科技和市場已經聯手共同控制互聯網

安瑪麗‧布雷迪

電信成為宣傳工具

1999年,丹尼爾•希•林馳寫道,“最後,(中國)每個擁有電話和更多高技術通訊手段的人,都能製造和傳播自己的思想工作信息:多元化到達了頂峰。”當然,最初這些技術確實有希望成為另一種可以避開審查的大眾傳播手段,然而慢慢地出現了管理這些新媒介之政治風險的新手段,而同時又不損壞其商業優勢,這和互聯網的情形一樣。



林馳堅持認為,電信,如傳呼機和電話,作為大眾傳媒的另一種形式,其一大優勢是它們不屬於宣傳系統,對它們進行管治是“公共安全部門的主要職責,是另外一個系統的工作。”然而,這些系統不再各自為政。宣傳部的領導如今也參與指導電信政策委員會的工作,比如信息領導小組。

從90年代初到中期,中國電話線匱乏。整個居民小區常常只有一部公用電話。到90年代初,中國仍有大量流動人口需要現代電信手段,以適應他們動態的生活方式。90年代中期,傳呼機──在西方社會,醫院裡常用──非常流行,特別是在中國的青年中間。

雖然移動電話已經出現,但是對普通消費者來說價格太高。想聯繫有傳呼機的人,可以撥打傳呼機公司的號碼留言,信息就會以電子方式轉發出去。群發信息可以傳到所有傳呼機上,比如廣告和天氣預報,因此傳呼機公司必須和其它大眾傳媒工具一樣,遵守信息內容準則。傳呼台不得轉發“反革命”信息,而且要經常編輯發送內容。

到2000年,隨著便宜手機的推出,傳呼機開始迅速喪失其在中國市場的統治地位。中國的電話連接速度在整個90年代逐步得到改善,到90年代末,普通家庭可以負擔得起自己的電話。到2005年,中國有3億1千968萬固定電話用戶,擁有3億5千8百萬手機用戶,約佔人口的26%。

隨著手機在中國的普及,出現了短信服務(SMS),這是黨國更難控制的一種大眾傳播新形式。中國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短信服務市場。用手機發短信比傳呼機更自由,因為不再需要通過一個總控制枱,而且還可以群發信息。然而,短信仍然可以用跟蹤技術來監控。手機運營商代表黨國進行控制。在2002至2003年SARS危機期間,至少有12人因為發短信傳播謠言被公安局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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