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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2日 星期二

刘路:给高瑜定罪有严重的证据链断裂

中国研究院第18次研讨会:高瑜被判刑,政治新冤案(7)



给高瑜定罪有严重的证据链断裂

刘路(纽约人权律师):

大家是专家,已经谈了很多,我是班门弄斧,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关於高瑜案,我做过发言,也写过文章,也都发表了。有一些人对我提意见:你对这个党国还讲法律?他们不讲道理,你还一条一条地分析!我觉得,这种情绪也说明一个问题,人们已经不太相信政府,不太相信当局会严格地按照法律来办事。这是一个新的特点。但我觉得,既然习近平上台之後,还喊出了一个“依法治国”的口号,我们就要抓住一些案子,讨论他是不是真正“依法治国”。

这个案子的方方面面,大家已经都讲到了。我认真看了判决书和辩护词,就从一个比较具体的角度,来看为什麽认为这个案子是不成立的。

我们知道,一项罪名能否认定,按照法律的规定、法理的要求看,证据的构成要有三性:第一是真实性,即不能搞假的证据;第二是客观性,即不能搞主观的东西;第三要有关联性,即要能形成证据的链条,推得出结论来。我们来看高瑜这一案件,会发现在定罪上有严重的证据链断裂现象。

我必须插一句:以前我参与过一个涉嫌国家秘密的案子,就是师涛案,严格地说,也是个假案——当局搞出一个假案来整师涛。

师涛是山西人,他的女朋友和他都在山西,後来去了长沙,在《长沙商报》当记者。因为他的异议人士的色彩,一到长沙,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就盯上他了,一直在等待时机,以为这是条大鱼。师涛不一定知道国安局在秘密监视他,围绕着他有阴谋,但是有一天他突然提出来要辞职,要离开长沙。国安局就紧急动作,为他设了一个局。他第二天就要走,跟《长沙商报》说好了,领导上也已经批准了,但是领导给他打电话说,你明天走,今天晚上我们有个会——那是快到“六四”的日子——领导说,你来听听没有坏处。他就去了。会上编辑部主任说,我们今天传达一个绝密文件,是中央关於意识形态的要求,对於最近国内的舆论导向很有意义。大家不要做记录。

如果师涛比较聪明,或者深思熟虑一番,他会识破这是个圈套——《长沙商报》是个民间报纸,中央的绝密文件,怎麽可能传达到它这里来!但他当时忽略了这一点,可能心想到反正自己要走了,就随手在纸上做了记录。一共有六条,全是大路货:马上就是“六四”了,敌对分子肯定会要搞什麽动作,我们要注意动向,及时防范……就是这些胡扯的废话,跟什麽“9号文件”也差不多,只是编得更粗糙而已。

开完会後,师涛觉得这是个新闻呀——他是记者嘛,有新闻的敏感性,就用报社的电脑传给了洪哲胜,还告诉洪哲胜,不要用真名。洪就给他起了个笔名:198964——所以後来就出了一个笑话,起诉他的时候说,被告人:师涛,别名:198964。(众笑)

师涛第二天就离开长沙了,他还没有到达太原,国安局的人已经先到了,就在大街上把他绑架了。他前妻叫王瑗,我後来代理他的案子,见过王瑗三次,还跟王瑗一起到监狱中见过师涛。王瑗告诉我,国安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说,交出你那个黑色的笔记本!到处搜,没有搜着。她说,我不知道,我连见都没见着,哪有什麽黑色的笔记本!後来他们还到师涛的母亲那里也搜查。最後找到了。

但是这个证据还不够呀,长沙警察做的这个案子是个假案,但是至少还遵循了证据的一定要求,他们找到雅虎的中国公司,要求提供证明:传输这份文件的邮箱是师涛的,雅虎提供了。这就作为一个关键性的证据,证明确实是师涛向国外传输的。(後来雅虎为此付出了代价。这里不表。)


刘路

“绝密文件”是子虚乌有

这样,笔记本上有抄录的文件;雅虎证明了是从师涛的邮箱传递给洪哲胜的;洪哲胜的网站上也刊登了这份东西……证据链齐全了,所以就判了师涛十年。从证据形式上看,师涛案看来并不“冤枉”,确实是“非法传递了国家绝密文件”。问题是,这个“国家绝密文件”是子虚乌有,是瞎编的!

怎麽知道这个文件是并不存在的呢,这个案子是郭国汀办的,他要去查这个文件,跟国安局交涉:为什麽不让我见?为什麽不让我查文件?国安运作上海律师管理处把他的律师证给扣了,换了一个人,他的助手去出庭。他的助手不是异议人士的律师,走了个过场,於是就这麽判了。上诉的时候,上诉书是我写的,北京的莫少平大律师去跟法官说,给他安的罪名是“窃取国家绝密文件”,你得给我看看文件吧?他凭着律师的直觉,感觉这里面有点问题。法官说,就是这些内容,我们已经找人鉴定了——跟高瑜案差不多,也是找到保密局鉴定,认定是绝密文件,没有什麽话可说。但是律师说,这只是文件的内容,不是文件本身,你说它是“绝密”就是“绝密”?这些内容,中央电视台还广播了呢!文件的文本要给我看看。後来对方就讲了文件号——文件内容可以伪造,文件号总不能伪造吧。(陈小平:是中办2004年11号文件)。後来我们去找了,那根本就是个公开的文件!好像是关於植树造林方面的。(众笑)这就是制造的一个假案嘛!

对照北京搞的这个案子,我还要表扬长沙警方,至少还知道要有一个邮箱,还知道证据要有“出口”和“进口”:出口是从师涛的信箱,进口是到了洪哲胜“民主论坛”那里,还知道要把“桥”搭起来……而高瑜这个案子,连这个都没有,没有什麽证据证明,高瑜通过什麽方式传给了明镜?

还有一个可笑之处:明镜有明镜的说法,律师有律师的说法,民间有民间的说法,但是质疑是有道理的,至少要有同一性比对吧?要鉴定一个孩子的父母是谁,可以做DNA鉴定,看多大比例的相同之处?看文件是不是同一个,也要比对呀,好像并没有做,只是说有三处错误是一致的。但是律师说,还有22处不一致的呢?(众笑)两份文件,要做同一性的比对。否则用这个作为证据来指控,是达不到证据所必须的关联性要求的。

还有罪名方面的问题。立法上有严重的歧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看到文件,若是泄密,一般判三年以下,严重的是三年以上;至於一般公民,本来是没有可能接触国家机密的,涉密的就判得重了,严重的是十年以上。罪名叫“刺探、窃取国家机密情报罪”——列举了几个行为:刺探,窃取,非法提供。犯了这几个罪的,较轻的是五年以下,一般是五年到十年,严重的是十年以上,师涛就是十年。这说明什麽问题呢?这个罪名虽然在法理上认定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接触,但是从共同犯罪的角度来看,如果是“非法提供”,一定有一个来源;如果没有往外送,就只能定“窃取、刺探国家情报罪”——窃取、刺探,是可以单独完成的;但“非法提供”,如果没有同案犯,从法理上就讲不通,就无法定罪。现在高瑜的案子就是这麽判的,就没有道理,是孤零零的、从天上掉下来的罪。这是我认为她的罪名不能成立的一个原因。(未完待续。 选自明镜出版社 《中国再入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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