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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4日 星期四

高光俊:“红色通缉令”的神话和事实

中国研究院第19次研讨会:猎狐是作秀,反腐仿文革(1)

自2014至2015年以来,“天网行动”和“猎狐行动”成为中国媒体上的热门词汇,习近平在打“老虎”拍“苍蝇”之余,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多年以来大批逃往海外的贪官和经济犯罪者身上。

2014年7月22日,公安部正式展开“猎狐2014”专项活动,缉拿境外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2015年4月22日,中纪委在官网上发表了《“天网”行动重拳出击,全球通缉百名外逃人员》一文,公布了100名重点追缉的外逃贪官和经济犯罪人员。

为了配合中纪委的百人名单,公安部发布了《关於公布涉腐人员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的公告》,称“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现将100名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的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信息向社会公布。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将继续加强与国际刑警组织及各成员国追逃合作,对包括腐败分子在内的各类在逃犯罪嫌疑人进行全球通缉,坚决将其绳之以法。”

中国研究院於2015年5月5日在纽约召开第19次研讨会,邀请了多位法律界人士及各界学者专家探讨时下热点问题,包括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的“猎狐行动”的真正目的是什麽?听起来吓人的“红色通缉令”到底有多大作用?

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律师滕彪,美国华人律师高光俊、项小吉、李进进,中国研究院发起人何频,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等人。会议由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辑、法学博士陈小平主持。

《中国密报》记者贺俭根据研讨会发言录音,整理了记录稿,并交本人审阅,现全文刊载於下。



国际刑警组织没有多大影响力

高光俊:“猎狐行动”最近是个热门话题,自从习近平反腐开始以後,2014年开展了“天网行动”。为了配合“天网行动”,公安部搞了“猎狐行动”。“猎狐行动”造势很大,号称2015年全球追拿贪官。由於我自身的职业,对此事做了一些研究,在这里我先抛砖引玉讲一讲,然後请我们今天到场的国内和美国的法律专家补充。

 “猎狐行动”的目标是把在海外的外逃贪官引渡回中国,但是这里牵扯到一个必须讨论的法律概念,那就是引渡条约。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想要从别的国家引渡回自己的外逃人员,那麽首先必须要与其它国家签署引渡条约。目前,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的多是一些周边小国;而中国和美国以及西方国家是没有签署任何引渡条约的。

一个国家如果签署了引渡条约,就必须遵守执行;这也是为什麽西方国家在签署引渡条约时都非常慎重。
美国与109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引渡条例和多边引渡条例,但有的签了其实也没什麽用,比如与古巴签署的引渡协议和与前南斯拉夫签署的引渡协议。

而且,即使两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但是按照国际法,还是有一些罪犯是不能引渡的,如可能会“一罪两罚”的人、政治犯、有可能遭受迫害的人以及死刑犯。目前,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已经废除了死刑,因为我们无法想像这些废除了死刑的国家会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国家,超过了其它有死刑国家执行人数总和的若干倍。

除了死刑的因素外,对於中国司法公正的怀疑也会影响其它国家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

目前外界有报导说,2015年王岐山、习近平和郭声琨访美是为了与美国签署引渡条约,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高光俊律师。

外逃人员名单有两份

中国政府一直过分夸大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的影响和作用,引起媒体和普通人的误解。其实,国际刑警组织自成立以来,其历史并不是很光彩。它最早成立於奥地利,被当时的奥匈帝国控制;之後在二战时期,又成为希特勒迫害犹太人和异议人士的工具。

二战之後,为了应对国际刑事犯罪,国际刑警组织又被重新提到了台前;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於加入一直非常犹豫。其间发生了捷克异议人士劫机事件,几名捷克异议人士劫持飞机逃亡西方,当时苏联是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因此要求将这几个人引渡回捷克。美国当时就此事件指责国际刑警组织违法基本人权。

後来一直到上世纪5、60年代,国际刑警组织修改了宪章,称不参与迫害政治犯,不参与种族迫害,这样美国才又非常犹豫地加入回来。

美国加入迄今已经有几十年了,但是其间也并没有很热心地支持国际刑警组织的工作,直到近几年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展开了一些合作。但是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是无效的,不存在看到“红色通缉令”就要抓人的问题。而且所谓的“通缉令”其实也并不是“通缉令”,而是一种“通知”——就是转发到各个国家的通知。

既然西方国家没有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而且红色通缉令也起不到什麽效果,那麽中国政府能通过什麽途径将外逃人员引渡回去呢?那就是驱逐出境。

驱逐出境与引渡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引渡是指两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一个国家按照条约将罪犯嫌疑人引渡回另一个国家。而驱逐出境指的是犯罪嫌疑人在某个国家违反了当地法律,被驱逐出这个国家;而驱逐的目的地一般是犯罪嫌疑人有合法身份的地方。驱逐出境并不需要对方国家同意,是一种单边的行为。
如之前中国政府宣传某某人被从加拿大或者美国引渡回国了,这其实是一种误导;这种情况大多是犯罪嫌疑人违反了美加的法律,而被驱逐出境。

关於中纪委发布的被通缉的100名外逃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与之前中国政府交给美国的一份在美外逃人员的名单是有出入的,给美国的那份名单没有被公布出来。纵观这份百人名单就会发现,其中只有16人是在政府机关任职的;也就是说,名单上的大部分人都不是贪官,而是在国有企业和私企工作的。

16个国家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也不过是厅级,因此说,大量真正的外逃贪官并不在这份名单里。另外,这份名单里的40个人目前都在美国。这份百人名单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许多所谓的“贪官”案子都是在10年、20年前发生的。

100人里,有的人当时只贪污了20万人民币,都够不上立案标准,後来又加了些罪名才能立案。这些人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和政府闹僵了关系的私营企业主。

这些外逃人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也非常痛恨中共政权。为什麽呢?有的人曾经对自己的律师说:我是贪了钱,但是我贪的钱里只有十分之一归我自己了,剩下的全部用来向上行贿了;可是出了事情之後,就把责任都推给我。如果我不跑的话,就连命也没有了。可是我一跑,所有的罪名就都是我的了。另外,在中共这样的政权下,如果我不贪的话,是没办法生存的。

中国的贪污腐败是制度性的贪污,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这些外逃人员虽然现在都处於隐蔽状态,但是他们内心是十分焦虑的——即使有些人已经拿到了美国的绿卡。因为如果中国通缉他们,即使有绿卡也是不保险的。

不要夸大中美合作

中美之间近1、20年来一直在进行司法合作,但是两国对於司法合作内容的理解却不尽相同。美国希望的是与中国在反恐领域进行合作,尤其是当涉及到中东和伊朗等地区时;另外在贩毒和知识产权领域,美国也希望能与中国进行合作。FBI为此还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

此外,美国政府还在一件事情上希望与中国加深合作,那就是每年中国都会拒收美国遣返的一些非法移民。美国遣返这些人,需要中国政府发放旅行证件,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政府经常拖延或者拒绝证件的发放。

这件事对美国困扰很大,因为美国关押一个非法移民,每天需要支出150到200美元。

而中国政府对於美国方面的要求则是,首先要把所有疆独势力都划分为恐怖分子,其次就是遣返外逃人员。由於中国政府近期可能在某些方面对美国做了让步,因此美国政府也给了中国一些遣返贪官的承诺。因此,我们看到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2015年访问中国,达成了一个协议。关於这个协议的内容,美国政府与中国公布的内容是有出入的,美国方面只是答应有所合作,但是并没有说完全无条件支持遣返。

但是美国政府也是采取了一些行动的,如百人名单中排名第三的乔建军一案。乔建军全家之前已经通过投资移民拿到了美国绿卡,但是美国移民局找到了他当时申请绿卡过程中的一些纰漏,以此逮捕了他的太太,他本人则逃跑了。之後,美国方面决定以移民欺诈和洗钱两项罪名起诉他——这两项罪名在很多外逃贪官的经历中都很容易找到的,特别是携巨款潜逃的人,到了美国之後需要转移财产,很容易犯洗钱罪的。

在2015年习近平访美之前的几个月内,应该还会有一些中美合作动作;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一些在美的外逃人员被逮捕了。

但是,我们不能夸大中美之间合作的程度,因为中美之间进行司法合作,两国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利益所在。另外,即使中美之间有合作,但是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检察官对於这个合作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加州,有的检察官执行对於中国的贪官的案子就比较积极;但是其它地方的检察官好像并不是那麽积极。

因此,即使美国政府愿意与中国合作,但是由於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因此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决定一个人有没有罪,最後还得法官说了算。

比如被劝回的余振东,之前公安部一位姓高的副局长5、6次来美对其进行劝说、恐吓和威胁,但是直到他上飞机之前,美国移民官还对他说,如果他不愿意回去,现在还是可以留下来的。

我还曾经认识一个人,也是国内来了3个人劝他回去,开出的条件很诱人,说是判3年,缓4年;但是他真回去之後,落地就被带走,直接判了7年。这个人之前曾经要求中国的劝说人员给他写一个书面保证,但是被拒绝了。

目前回到国内的外逃人员,有很多人都是被劝回的。还滞留在美国的百人名单上的人现在则很茫然无措,惶惶不可终日。(未完待续。 选自明镜出版社 《中国再入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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