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網

2016年11月30日 星期三

中共發現“製造認同”和“管理思想意識”有效

中國經濟起飛後,產生了一群小康的中產階級。

安瑪麗‧布雷迪

一個新的新中國

然而,儘管有無數觀察家的悲觀推測,中共還是通過巧妙結合主要利益集團感興趣的各種政策、堅持思想意識工作,以1949年後任何歷史時期都未曾有過的高層領導的相對團結,保持了在中國的領導地位。中共通過“兩手抓”,不僅在1989年危機後重新獲得了合法地位,而且還成功加強了合法性。正如本書研究顯示,中共通過精心研究現代工業社會塑造輿論的手段,讓輿論接受既定政治制度內的制度不平等,從而重新加強了統治。中共或許可以通過研究現代西方社會一些最不民主的做法,而不在中國推行真正的多黨選舉民主制度。

關於1989年東歐陣營瓦解和2年之後蘇聯解體的原因,大衛•韋奇伍德•本認為:“……開放是其中的主要原因:沒有開放,變化就不會這麼快或者不會如此猛烈。”然而,儘管蘇聯陣營瓦解以及信息通訊技術對中國社會產生影響,中國依舊是曾經強大的共產主義世界的堡壘,信息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在未來幾年似乎也不大可能。

中共已經挺過1989年6月風暴,以及東歐和蘇聯共產主義滅亡的衝擊。中共沒有排斥或限制新技術,而是接納了信息通訊技術帶來的機遇。中共一直小心避免重蹈蘇聯共產黨的覆轍——質疑共產主義史,破壞自身合法性;放開太多權力;太多、太快變化;鼓勵公眾挑戰統治階級的權力;政治改革先於經濟改革;以及給予媒體和其它文藝創作形式過多自由。同時,他們十分注意重建和恢復中共合法統治的需要,特別是在1989年“六四”之後;中國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與蘇聯戈爾巴喬夫不同——愛國主義成為新的社會凝聚力。中共理論家沒有向其它共產主義國家尋求保持統治的模式,而是研究了非共產主義世界政黨壟斷統治的經驗。這是因為1989至1991年間共產主義世界的危機,最終讓中共認識到,它不再是革命黨而是執政黨,這意味著其主要任務是通過說服,而不是武力來繼續統治。因此,黨的宣傳工作者有選擇地採納了資本主義世界大眾說服的各種手段,而且和西方政治精英一樣,發現它們是“製造認同”和“管理思想意識”非常有效的維護統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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