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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9日 星期二

于浩成:政治問題可討論在中國一直沒解決















中國公民處於“無法為自己發聲”的狀態。

于浩成

依法保障人身自由和出版自由在當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人權在實際上也就是公民權。毛澤東說過,“所謂公民權,在政治方面,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在我國現行憲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對公民享有哪些自由和民主的權利已有詳細的規定,為使人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依法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在當前是特別重要的和尤為迫切的。



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權利的基礎,如果一個人沒有這種自由,就沒有行使其他任何自由的可能,當前的問題是儘管現行憲法第38條明文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中心,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但在實際上,除了正式逮捕以外,勞動教養和收容審查同樣是用來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手段,並產生使一個公民實際上喪失人身自由的結果,做法顯然是同憲法上述有關條文的規定相牴觸,也就是說勞動教養和收容審查是違反憲法的,只有對這些違憲的做法認真加以糾正,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容侵犯的權利才能得到切實的保障,為了使公民具有免於恐懼的安全感,應使每個人都相信,一個人只要不做犯法的事,那麼,“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看來”的情況就絕對不可能發生,而這種安全感對於動員千百萬人民熱情獻身於我國的現代化事業是不可缺少的。

言論出版自由,也就是發表意見的自由權利,這是與人身自由同等重要的一項民主權利。馬克思說過:“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種形式制約著另一種形式,正像身體的一部分制約著另一部分一樣,只要某一種自由成問題,那麼,整個自由都成問題”。

美國前總統《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傑斐遜也說過:“我們的自由有賴於出版自由,而限制出版自由就意味著喪失自由”,依法實現並保障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應成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之一,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民主,顧名思義就是由人民當家做主,如果人民連發言權都沒有,還談得上什麼當家做主呢?當前,人民的發言權、議政權、對政府的批評、監督權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因此有必要迅速制定新聞法和出版法,沒有新聞法和出版法,光有黨的“雙百”方針還是不夠的,因為政治方針靈活性很大,又可以做不同的解釋,這已經為三十年來的歷史事實所證明了。

政治問題是否可以討論?這個問題是一直有爭議的,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還沒有得到解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但主人連議政的權利都沒有,這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有人講政治問題雖然可以討論,但必須內外有別,這樣一來,人民議政的權利就要受到極大的限制了,有人講討論政治問題還有個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的民主集中制問題,這是把國家制度的民主同做為黨和政府組織原則和工作方法的民主集中制混為一談了。政府官員同人民之間的關係是僕人同主人的關係,不能說政府官員是人民的上級,人民議政還必須先經政府官員批準。民主有兩個原則:一是少數人服從多數人;二是多數人尊重少數人有發表和堅持不同意見的權利。我們對後面這一條原則往往忽略。沒有後面這一條原則事實上就會形成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而在人民內部是不能允許一部分人專另一部分人的政的,真理有時候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堅持後面一條原則,科學才能發展,人類才能進步。

新聞,出版法的制定應該同新聞、出版體制的改革聯繫起來考慮。我國當前新聞體制和出版體制的弊端是十分嚴重的,極大地限制了人們的言論出版自由的實現。由於我國兩千多年以來一直都是行政權管理的社會,現在也基本上仍是人治而非法治。新聞出版依靠行政管理(中央有新聞出版署,各省市則遍設新聞出版廳局)而不是實行法治,依法辦事,少數領導人決定報刊書籍可以發表什麼和不許發表什麼,批判領導幹部的新聞和評論,與領導幹部有不同意見的言論很難得到發表,偶然發表出來也會惹起一場災禍,這種情況很像馬克思所說的:“政府只聽見自己的聲音,它也知道它聽見的只是自己的聲音,但是它卻欺騙自己,似乎聽見的是人民的聲音,而且要求人民擁護這種自我欺騙”。我國公民的知情權(或稱瞭解權)也很有限,重大政治消息往往是從“出口轉內銷”的途徑獲得的。由於“輿論一律”,實際上形成報紙上任何言論都是代表黨和政府的“官方”意見,這在外交和對外關係方面也是十分不利的。

新聞改革和新聞法的制定必須明確的一點是應該允許民間辦報。這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是完全不成問題的,但在我們這裡卻似乎是難乎其難。常識告訴我們,輿論工具必須脫離被監督者而獨立,否則就不會有人民真正的言論、出版自由,使人民的知情權、議政權和監督權得到保障。不許辦民間報紙的實質是被監督者不許監督者監督,這是把主人和公僕的關係完全顛倒了。只要不違反法律和憲法,一切言論和民間報紙都應該允許其合法存在,至於防止和限制濫用新聞自由的具體規定,不難根據我國實際和各國經驗加以制定。

有一條必須是明確的,即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一定要比資本主義國家多得多,否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又如何體現呢?當前的主要傾向是求穩怕亂,把人民群眾的覺悟程度估計得過低,總是害怕實行民主會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這種顧慮其實是不必要的,因為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實行民主自由,允許人民發表不同意見可以起到安全閥、出氣孔的作用,壓制人民的不同意見,不許人民自由講話反而會造成動亂不安,鄧小平講過:“一個革命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應該成為我們的前車之鑒。

不久前一位我所尊敬的名記者訪問保加利亞回來,告訴我們她在那裡看了一部題目叫《尋找沒有腳印的人》的紀實性故事影片,“銀幕上開始出現的鏡頭,便是人民艱難地在荒野裡挖掘屍骸,仔細辨認,處理裝箱,然後便是一箱箱洗淨的頭顱和白骨......事情發生在1923年,那時的國王還算是比較開明的,但是人民和統治階級的矛盾已經到了激化的程度,在議會大廳開會時,有人主張鎮壓農民,有人主張鎮壓工人,最後國王決定鎮壓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有頭腦。把他們的腦袋去掉,工人和農民就不會鬧事了。一場血腥的大屠殺立即開始,這些愛國者和民族精英有的在回家的路上,有的在書齋裡,被一條又粗又長的繩子猛然套在脖子上立刻喪命了,一位上了年紀的知識分子,在法庭上義正詞嚴,在監牢裡默然無語,他們寫信給國王要求將絞刑改為槍決,沒有得到批準,終於從容就義了......”這位記者最後寫道:“這一切都過去了”,只是歷史上的一個黑夢,然而在另外國度裡,精神上的絞刑替代了肉體上的絞刑又怎樣呢?讀了這篇報導,我又想起上面提到過的,歌詞是“向著自由解放的新世界前進”的那首歌,想到人民應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這是絕對必要的。(1988年9月27日)

(《人們應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連載6,《風雨憲政夢》,明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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