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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5日 星期二

戈爾巴喬夫改變蘇聯宣傳系統 中共不會效仿

安瑪麗‧布雷迪《推銷中共》中文版。(明鏡出版社)

安瑪麗‧布雷迪

【《中國密報》編者按:新西蘭學者安瑪麗‧布雷迪(Anne-Marie Brady)積10年時間,潛心研究中共中央宣傳部,2008年出版了《推銷中共——中宣部運作:讓黨繼續掌權》的英文版。7年之後,她親自參與將之翻譯成中文,由明鏡出版社出版。本文即是該書第8章。



作者在中文版手記中說:“儘管從此書英文版出版到現在已經過去7年,中國領導層也已經更替,但與我寫書時相比,中國宣傳體系與時俱進,基本原則卻沒有改變。的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自2012年掌權以來,繼續強化和擴大中國對外對內的宣傳努力,比他的前任們更加強調加強意識形態的工作。”

原文有大量注釋,因故刪略。】

戈爾巴喬夫的開放及結果

從中共建立伊始,蘇聯就是中國宣傳思想工作的主要模式;因此,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總統在這個領域進行的改革在中國引起廣泛興趣。然而,1989年後,蘇聯的轉變成為中國宣傳工作者眼中的反面教材,1991年蘇聯解體後更是如此。值得探討的是,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宣傳系統的改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絕不會效仿的。中共領導人決意要避免蘇聯的命運,並仔細研究了其錯誤。

1985至1991年,蘇聯的宣傳領域和社會的其它很多方面一樣,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宣傳系統的變化對蘇聯的最終解體起了關鍵影響,並反映了蘇聯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發生的社會轉型。戈爾巴喬夫時期的宣傳重點是通過更加開放的政治環境,使蘇聯振興和強大;為創造更美好的未來,而正視過去;以及對蘇聯社會各領域進行改革和調整。這些宣傳目標可以歸納為開放和改革兩個關鍵詞。

開放時期的宣傳工作有三個關鍵階段。1985至1986年的宣傳重點是解決腐敗等經濟問題和酗酒等社會問題;1986年至90年代初的重點是,(1)蘇聯政治改革(雖然仍在黨國制的體制內)、(2)質疑蘇聯史,和(3)改善與世界其它國家的關係;最後,1990年初至1991年中期,官方宣傳試圖提倡國家團結,因為之前由於大力提倡言論自由,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了,蘇共的政治權力受到了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宣傳系統的改革暴露了蘇聯社會的所有弱點,特別是馬列主義的微弱影響,從而出現了一個政治真空,並很快被民族主義佔領。蘇聯國家的瓦解並非戈爾巴喬夫的初衷,雖然這是他的一些支持者希望看到的。

蘇聯的體制依賴一系列複雜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控制。如何對該體制進行改革,又不使其瓦解,是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時代面臨的主要難題。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受社會學家塔季揚娜•扎斯拉夫斯卡婭(Tatyana Zaslavskaya)思想的影響,她在1983年的“新西伯利亞報告”中提倡通過釋放人民的能量,復活蘇聯體制。戈爾巴喬夫在該報告觀點的支持下,試圖從內部推行改革。戈爾巴喬夫的開放和改革屬於馬克思主義用繼續革命復活革命社會的傳統。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早已讓托洛茨基的觀點在蘇聯和支持蘇聯的國家中信譽掃地,但是毛卻在中國50和60年代(災難性地)運用了同樣的原則。遺憾的是,戈爾巴喬夫沒有學習中國政治,否則他可能會避免這種做法。

過度相信自己的宣傳

戈爾巴喬夫最初的改革衝擊了中央計劃和資源分配的現存體制,還把權力集中和政治壟斷體制作為改革目標。蘇聯媒體受到鼓勵,通過曝光腐敗行為和其它社會問題來協助改革。然而,戈爾巴喬夫很快發現,他必須應對保守官員的抵制。戈爾巴喬夫及其合作的領導人首先採納了兩級宣傳策略:鼓勵基層民眾的活動,同時讓那些靠地位生存的統治階級放心。可是,當統治階級極力抵制改革時,戈爾巴喬夫開始調動某些上層領導聯合下層群眾,共同對付權力階層。在“文革”期間,毛澤東採用了類似手段來改革中共。這樣就把蘇聯官員置於上下壓力之間。

統治階級在開放和改革中得之甚少,這極需改變。而戈爾巴喬夫仍舊試圖通過改變共產主義官員的行為來加強共產主義統治的可信性。1986年初,蘇共第27屆黨代會召開前夕,幹部們受到警告不要阻攔記者曝光蘇聯的社會問題。還是在1986年,戈爾巴喬夫發動反酗酒、反腐敗和反“非法收入”的宣傳運動,後兩項運動針對的是蘇聯官僚機構內部的問題。1987年,戈爾巴喬夫進一步加大對統治階級的攻擊,他把此稱作“振興蘇聯社會”的舉措。1988年,暫停全國歷史考試,並開始大規模重寫和重新調查蘇聯史。史學家們如今可以探討從前被禁的話題,如斯大林時期的慘案,記者們似乎有無限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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