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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日 星期二

于浩成:憲法已拋棄“議行合一” 改納“分權制衡”

于浩成

四、關於四項基本原則與憲法之間關係問題的爭論

1982年制定新憲法以後,我在一些地方宣講過,後來根據講稿寫了題為《新憲法與政治體制改革》的論文,對於四項基本原則與憲法之間的關係問題,我是這樣寫的:“四項基本原則是憲法的指導思想,但是,要注意憲法對於四項基本原則的寫法是不一樣的,憲法是規定我們國家的根本制度的,因此,憲法要把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道路這兩個條文寫進去,明確
規定我們國家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社會主義是我們國家的根本制度,而且有法律的強制性。規範性,用法律來保障它,任何人不得違反,我們的刑法也明確規定,凡是破壞社會主義、破壞人民民主專政的都是反革命活動,都要加以懲辦,但是,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兩項就不同了,因為它不屬於國家制度的問題,所以只能在憲法的序言裡提到,作為歷史經驗的敘述和政治方向的宣告寫在裡面。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主要是靠自己的政治主張,靠黨的理論、綱領、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和廣大黨員的模範行動來吸引人民群眾,使人民自覺自願地服從黨的領導,所以不作為一個法律條文來強迫所有的公民聽黨的話,不聽黨的話就是犯法了,我們不這樣辦,我們不是靠下命令讓人民都來服從,不是說每個公民都有服從共產黨領導的義務,我們不這樣規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科學,是真理。主要是靠它的正確性讓人信服,使人心悅誠服地來信仰它,黨不能下命令強迫人信仰它。這裡也有個標準問題,如果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規定為法律,怎麼掌握呢?我們每天說話,哪一句話是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哪一句是不合的呢?這很難說,有些理論問題很難分辨,就是讓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專家去判斷也很難。”七五“憲法把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放在條文裡去,這樣做是很不通的”。(見《民主、法治、社會主義》第201—207)

後來在憲法學方面的討論會上,對於憲法序言有沒有法律效力問題發生了爭論,我是主張憲法序言是沒有法律效力的,理由是它不是用法律規範性語言寫出的,內容主要是革命歷史經驗的敘述和政治方向的宣告,一位有權威的老法學家也主張序言沒有法律效力,但是序言的最後一段應除外,即最後一段應有法律效力,這最後一段說的是:“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我則認為序言的這最後一段話也沒有法律效力,因為在總綱的第5條幾乎重複了這段話的內容:“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牴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否認特權”,既然在憲法條文中有必要重申這些內容,可見憲法序言最後那一段話同整個序言一樣也沒有法律效力。本來憲法序文有無法律效力是憲法學界的爭論問題,完全是一個學術問題,外國學者對此也有不同意見,但在1987年初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後,我竟在一些內部會議上被扣上“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帽子遭到點名批評,這是很難令人理解的。

五、關於分權制衡與議行合一的爭論

根據我國國情,我們不搞三權分立,但分權制衡的原則應該採取並作為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必要補充。我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過去的痛苦教訓已經證明,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會走向腐化,連斯大林、毛澤東這樣的大人物一旦缺乏制約和監督,也會犯嚴重錯誤。我國1982年憲法實際上已經拋棄了“議行合一”而採納了“分權制衡”的原則,過去國家主席、軍委主席和政府總理均由一人擔任,現由幾個人分別擔任;人大常務委員不得兼任一府兩院的工作,這早已不是什麼“議行合一”,而是“分權制衡”了。“議行合一”是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後推出來的,但巴黎公社只是一個城市的政權又處在激烈的鬥爭環境中,其經驗未必有普遍意義。我們在“文革”中建立的“革命委員會”恐怕是最接近巴黎公社的了,但我們不是把它作為壞樣板而取消了嗎?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個別論斷,我們似乎也不必搞什麼“凡是”,目前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尚在進行中。

六、關於無罪推定論

“無罪推定”指的是在調查清楚,判定有罪以前先按無罪來對待,這一原則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曾被認定為資產階級法律規定受到批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有在1957年受到批判的法學論點幾乎都得到了平反,無罪推定論卻至今未被正式平反,成為唯一的例外。在反對和清除精神汙染的鬥爭中,無罪推定又再一次被列為資產階級法學觀點準備進行批判,使得持有這一觀點併發表過論文的同志一時感到惶惶不安,其實無罪推定幾乎是世界各國在刑事訴訟中普遍採用的原則。

例如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曾被告發在洛克希德航空公司一案中犯有貪汙受賄罪,但因終審尚未判決,田中角榮仍能當選國會議員。有人說“無罪推定”是帕來品,外國資產階級提倡的,實際上,這一原則,同民主、自由、“法律上人人平等”等等一樣,都是資產階級聯合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的產物。封建主階級是主張和奉行“有罪推定”原則,凡被告都是犯人,一旦被提到公堂不管有理沒理都先打四十大板。因此,實行“無罪推定”原則是全人類一個巨大的進步。早在二百年前的1789年8月26日通過的法國《人權和公民權的宣言》(這一宣言1791年成為第一部法國憲法的序言)即曾在第9條中規定:“任何人在被宣判有罪之前都被推定為無罪”,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12月10日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我國是簽字國之一)也在第11條第1款中規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獲得辯護上所需的一切保證的公開審判而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有權被視為無罪”。

有人說,“我們既不是有罪推定,也不是無罪推定,而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未準繩”,這話貌似有理,其實卻解絕不了任何問題,不過是一種循詞而已,因為問題的焦點恰恰是在於在事實未判明,法律未判決以前,被告究竟處在哪一種法律地位、算不算罪犯,我們主張繼續開展這一問題的研討,因為真理是愈辯愈明的,而這一問題的正確解決將有助於保障人權,大大減少冤假錯案發生的可能性。

以上六個問題當然只是法學界十年來爭論的問題的一部分,但這些問題應該說是比較重大而有代表性的。當我們今天回顧過去十年中這些問題爭論的經過時,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凡是我們遵循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的雙百和三不方針時,我們的法學(其他學科也一樣)就會得到發展、進步和繁榮,反之,如果思想僵化、唯上唯書,開展政治運動或採取行政手段壓制不同意見,例如搞什麼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類的“不叫運動的運動”或整理黑材料,在內部任意點名批判一些人時,就會重新出現萬馬齊咽,死水一潭的局面,法學研究也就會陷於停滯,談不上什麼進步和繁榮了。

因此,在回顧過去的十年時,我認為有必要重溫黨的十三大報告中以下一段話:“必須在實際工作中鼓勵探索和開拓,在理論研究上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生活實踐的觀點,是認識論的第一和基本的觀點,沒有探索,沒有創新,沒有不同試驗的比較和不同意見的討論,我們的事業就沒有生氣,努力發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精神和創造活力,振奮起全民族探索創新的勇氣,是我們的理論和事業不斷發展的希望所在”。願法學界的同志們三復斯言,至於我自己,我認為《國際歌》中那句歌詞,“要為真理而鬥爭”是不能忘卻的,我還願以現代偉大探索者愛因斯坦所讚賞的十八世紀德國啟蒙思想家萊辛的名言“對真理的追求要比對真理的占有更可貴!”與大家共勉!(1988年10月22日)

(《法學領域十年來的重大論爭和教訓》連載完,《風雨憲政夢》,明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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