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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4日 星期一

于浩成:免除恐懼的自由是民族盛衰大問題

《大西洋憲章》首次提出四大自由。

于浩成

從“蛇口風波”談起

去年1月13日,深圳蛇口舉行了一場“青年教育專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出席座談的有中國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報告員李燕傑、曲嘯、彭清一三位同志和蛇口近70名青年,對這次座談會,國內報刊曾廣為介紹,至今餘波猶存。《人民日報》於8月6日發表了曾憲斌在採訪了李燕傑、袁庚等各方有關人士後寫的《“蛇口風波”答問錄》,隨後又就這件事在該報上展開了
討論,在蛇口這樣一塊彈丸之地發生的這樣一件小事竟然引起這麼大的反響,有人甚至稱之為一顆“重型炸彈”,當然絕非偶然的,因為這場風波實際上關係到或反映了全國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場不可避免的大爭論——在新時期如何做好人們的特別是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改進我們的政治思想工作以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問題。

但是,我以為在這場風波中有一個情節更應該引起人們的關注,這就是如下的一個情節:在三位青年問題工作者與蛇口青年對“淘金者”這一提法發生爭執時,其中一位便對質問他的青年說: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訴我?那個青年人當場遞上了自己的名片。接著就有以“北師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名義所起草的一份材料,認為與會青年有“較為明顯的錯誤言論”,“整個氣氛是嘲弄的甚至是敵對的”,遞名片青年的名字也被上了“材料”。

對於這一情節,蛇口招商局董事長袁庚的意見是:“我們不歡迎教師爺式的空洞說教,聽不得不同意見,甚至要問你是哪個單位的?叫什麼名字?這種作風連我這個老頭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會歡迎的。我非常讚賞這句話,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希望記者同志一定要把這個觀點報導出去,這是保衛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的神聖權利。所以,對那位被逼問姓名並上了什麼材料的青年人,我們一定要加以保護,即使他的發言有什麼不妥,也不允許在蛇口發生以言治罪的事情。”(見《人民日報》1988年8月6日)袁庚在今年7月蛇口召開“傳統政治文化與中國政治發展”學術討論會期間接受《世界經濟學報》記者訪問時,也講了同樣意思的話:“在對話中查別人的名字是不可取得,即使不同意別人的意見,也要誓死捍衛他的發言權利,沒有這樣一種使人免除畏懼的環境,就不會有一種進步的原動力。”

袁庚所說的“沒有這樣一種使人免除畏懼的環境,就不會有一種進步的原動力。”確實是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問題,明年我們將隆重紀念建國四十週年和偉大五四運動的七十週年。即以文藝界的情形而言,我們在建國以來究竟出現了哪一些偉大作品?出現了哪一些其名字可與魯迅、郭沫若、矛盾、巴金、老舍、沈從文等人比肩併立的文學家呢?不久前逝世的沈從文在建國以後即停止寫作,改行去研究古代文物;老舍曾在建國以後創作了《龍鬚溝》、《茶館》等名篇,但終於在那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傚法屈原自沉於太平湖。“創造一種使人免除恐懼的環境”,這個問題對我國來說,確實太重要了,因為,“沒有這一種使人免除畏懼的環境,就不會有一種進步的原動力”,如果說,這是一個事關我國改革成敗,我們民族盛衰的大問題,恐怕絕非小題大做,危言聳聽,創造一種使人免除恐懼的環境,也就是每個人都應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提出

“免於恐懼的自由”是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和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於1941年8月14日在停泊於紐芬蘭的普拉森夏灣的《奧古斯塔》軍艦上籤署的“大西洋憲章”上首次提出的四大自由之一。這四大自由就是言論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每個人以自己的方式崇奉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實際上,這四大自由的提出還要更早一些,是羅斯福於1941年1月6日在美國總統致國會的年度諮文中首先提出來的,他在這一諮文中寫道:

“在我們力圖保持安寧的今後的日子裡,我們盼望有一個建立在四項人類基本自由的世界。

第一是言論和發表意見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

第二是每個人以自己的方式崇奉上帝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

第三是不虞匱乏的自由——從全世界角度來說,這就意味著可以使每個國家保證其居民過上健康的和平時期生活的經濟諒解——遍及世界各地。

第四是不虞恐懼的自由——從全世界角度來談,這就意味著世界範圍的裁軍,並使之如此全面和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至任何國家都不會處於能對別國採取有形侵略行為的地位——遍及世界各地。

這並不是對於遙遠的大同世界的幻想,這是在我們自己一代人的時代就能實現的一個世界的具體基礎,這一世界恰恰是專制主義的所謂新秩序的對立面,獨裁者們正在企圖在炸彈爆裂聲中創造那個新秩序”(見《羅斯福選集》,商務印書館1982年出版,第279頁)。

大西洋憲章的歷史意義是它反映了為反對法西斯侵略而鬥爭的各國人民的戰鬥目標和共同要求。四大自由的提出是符合全世界人民的願望的,陷於侵略戰爭苦難和受到戰爭威脅的各國人民普遍希望大戰後的世界應是一個和平、自由、解放的世界,在這個新的世界中任何國家不得侵占別國的領土並保證各國人民有選擇自己政體的權利。1941年9月,在倫敦召開的蘇聯、法國和其他同法西斯德國作戰各國參加的會議上,討論並接受了大西洋憲章。1942年1月1日,支持憲章的各國政府在華盛頓簽訂二十六國宣言,即歷史性的《聯合國宣言》。大西洋憲章事實上成為反法西斯國家團結戰鬥的政治綱領,也是後來的聯合國憲章的基礎。

四大自由儘管是資產階級政治家首先提出來的,但是確實反映了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要求。當時,呻吟於法西斯暴政下德意日等國的人民或飽嘗德意日法西斯國家侵略戰爭之苦難,在顛沛流離中的各國人民,無不希望在戰後的世界是一個和平、民主、自由、解放的新世界。德國法西斯在奧斯維辛、布痕瓦爾德等地建立的集中營屠殺成千上萬無辜人民的駭人聽聞的罪行,日本侵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和在平頂山等地製造萬人坑慘案,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的慘絕人寰的暴行等等,極大的教育了人民。各國人民一致奮起為爭取自己的自由和解放而鬥爭。在苦難中的人民相信:“戰爭教育了人民,人民將贏得戰爭,贏得和平,又贏得進步”,“法西斯侵略勢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勢力是一定要勝利的。”(見《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932頁)我還清楚地記得1945年在延安時大家唱的一首蘇聯歌曲,作曲者好像是杜那耶夫斯基,歌詞是:

“太陽在天空現出笑容,

大地發出雄壯的歌聲。

全世界人民在歌唱,

祝頌新世界的誕生。

同盟國萬眾一心,

打倒敵人。

向著自由解放的新世界,

前進!”

(《人們應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連載1,《風雨憲政夢》,明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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