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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3日 星期五

意識型態控制是極權主義的根本標誌

張千帆

極權主義的建構條件

作為一種權力“零阻抗”的極端狀態,極權主義的建構需要滿足一系列政治與社會條件。首先,極權體制無一例外是靠暴力陰謀奪權而非自由民主選舉建構的。即便在1917年的俄羅斯和1932年的德國,民眾對極權“病毒”毫無預防心理和能力,盲目支持極權政體的社會力量異常強大,也未能達到民主政體所要求的超過半數支持,因而布爾什維克與納粹最終還是依靠政變上台。得手之後,極權政黨一邊在國內實行嚴格的一黨專政,在黨內則通過政治鬥爭建立獨裁領袖的個人崇拜。



其次,極權體制通過宣傳機器對國民進行系統洗腦,確立了“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意識型態統治。最後,通過全方位剝奪國民的思想、言論、人身、經濟等自由,極權體制實現了個體對於國家的完全依附,造就了一個去道德化的國民群體,並為恐怖統治乃至誘導群氓協同犯罪奠定社會心理基礎。

1.意識型態

意識型態控制是極權主義區別於一般威權統治的根本標誌,也是極權統治遠比一般威權統治更為鞏固的原因。一般意義的威權統治缺乏群眾基礎,掌握政權的少數統治者只能依賴赤裸裸的警察暴力。相比之下,如果極權國家能夠成功實現全民洗腦,讓絕大多數國民都真誠地信奉一種“真理”,並認可執政黨及其領袖作為真理的化身,那麼這樣的社會必然是高度團結穩定的。統治者完全可以“無為而治”,根本用不著動用國家暴力,自發的群眾暴力就足以消滅任何政治異議。

意識型態控制是極權國家的必備要素,不僅因為極權或“全能”的定義意味著國家有能力統治人民的思想和信仰,而且因為要實現全能統治,必須消滅一切反對的聲音。然而,這是反人性的。人的天性不是一致同意,而是彼此不同意;不是大公無私,而是自利自私。出於各人的利益、身分、偏愛、成見,分歧是天然和無所不在的。

如果留給個人判斷,每個人的意見都是獨特的,沒有兩個人會在所有問題上採取全同的立場,而且某些分歧如此根深蒂固,即便無休止的辯論也不能彌合。但是極權統治恰恰要宣布一種正確的真理、一個偉大的目標、一個合法的政黨和它的領袖,並要求全民無條件接受。這也說明極權統治不可能以自由民主、理性說服的方式產生,而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建立起來,或者像希特勒那樣先騙取多數選民的信任,上台後再系統鎮壓反對派、摧毀自由民主。

和一般威權統治相比,極權統治者極其重視意識型態合法性,因為後者是其獲得群眾支持的基礎。極權主義意識型態之所以得以大行其道乃至取得統治地位,是和其所發生和成長的社會土壤分不開的。事實上,意識型態好比流行病毒,在哪個社會都存在,但是否發作則取決於特定民族的免疫力。即便在自由民主根基十分牢固的美國,也不乏思維極端、舉止怪異的人;自由民主體制允許乃至縱容他們的存在,但他們永遠是自由社會的異數,永遠不可能成為主流,因為多數國民具備理智心態和成熟的判斷力。

然而,專制國家幾乎毫無例外是貧困和愚昧的國家。由於人民缺乏政治權利,沒有機會鍛煉和培養自我管理的經驗,因而政治思維極其簡單幼稚,缺乏在實踐中鑒別真偽的機會能力,特別容易輕信欺世盜名的烏托邦承諾並認定其為顛撲不破的“真理”。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腦殘”特別多,還特別願意被洗腦。波普爾在1945年出版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指出,和自由民主的“開放社會”截然相反,極權國家是一個思想和信息高度單一化的封閉社會,其思想基礎就是認定歷史朝向永恆不變的偉大目標前進,並且人能夠掌握歷史前進的規律。

雖然並非所有威權政體都有極權主義文化基因,所有的極權政體都有本國的文化傳統作為其思想資源。在烏托邦式的道德與政治專制主義傳統中,很容易找到極權主義意識型態的基因。道德專制主義一般都設定了某個宏偉的社會目標,並自認為是唯一正確的思想教條,其餘一切都是奸邪淫僻,理所當然應被國家所禁止。國家的使命不只是禁止有害言行,而且要帶領整個民族“明明德”、“止於至善”。

由此可見,傳統儒家政體已經包含了極權主義的道德基因。在偉大的國家面前,個人不可避免是渺小的。自私小人自然不配享受什麼“權利”,代表正義管制小人的公權也不會受到實質性約束。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思想上,傳統中國社會對個人的管制都是相當嚴格的,只不過儒家倫理對於士大夫的行為確實產生一定約束,而由於官僚系統管控能力有限、交通與交流不便、農業社會不能支撐龐大的公共財政等原因,國家機器不可能變成一個真正的巨無霸,但極權主義的文化潛能一直存放在那裡。

事實上,即便舊政體被推翻了,舊正統被否定了,道德和政治專制主義不僅沒有改變,而且很可能變本加厲。儒家倫理畢竟是一套貴族倫理,具有相當高度的道德自主性。皇帝的權力再大,理論上也不能脫離儒家經典教義的約束。建立在儒家倫理之上的官僚體系也形成了一個相應的既得利益集團,足以自我維護並抵抗皇權的無限擴張。這就是為什麼歷史上儒家統治從來沒有產生極權國家,而要摒棄儒家倫理的法家統治則十分接近極權政體。一旦新政體摧毀了傳統倫理,消滅了貴族階層,並以高度發達的政黨機器取代相對低效的傳統官僚體制,那麼極權主義的潛能就被充分發動起來了。

這個時候,政治權力已不只是一種實體權力,不只是掌握了全部的國家機器,而且還壟斷了賦予政體合法性的思想和道德資源。從此之後,政權合法性成了一種自我賦予;行使權力的和賦予權力道德正當性的變成同一群人,只是內部分工有所不同而已。在烏托邦理想的偉大光環籠罩下,任何公權濫用都能找到正當理由,任何批評和異議都將被國家機器和群眾運動所湮滅。社會進入了所謂“權力零阻抗”狀態,“最高指示”將通過無所不在的政黨觸鬚直達基層草根;對於來自最高領袖的命令,整個國家上上下下不允許存在絲毫的抵抗或阻礙力量。

《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連載4,《中國密報》第52期,原載原載《中國戰略分析》創刊號,配圖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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