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網

2016年12月15日 星期四

于浩成:我們一向以政治需要決定量刑輕重

于浩成

四、幹部制度的改革應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另一個突破口

我們既要進行改革,就有一個依靠什麼人來改革的問題。鄧小平同志在去年六月一次講話中說過,我們要放權,但一些人要收權,這就使改革受到了阻礙。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大刀闊斧進行改革,一是提倡政治公開化,一是進行幹部調整,撤換那些妨礙改革的和不稱職的幹部,藉以排除改革的障礙和阻力。這種做法值得我們注意。我們一會兒說幹部年輕化;一
會兒又說老中青三結合。有人一到歲數就下,有人就是不下。機關愈精簡愈是膨脹。幹部人事制度也應立法。首先進行幹部分類,國家機構工作人員和社會職業(學校、醫院、出版社、劇團等等)從業人員應有所不同。我們應借鑑西方的文官制度,對各政府機關的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應立法加以嚴格限定,不得任意增減變動。

五、當前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應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

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一方面要反對階級鬥爭熄滅論,另一方面又要反對仍“以階級鬥爭為綱”。有一種說法,說什麼“隨著民主的擴大,專政不但不應縮小,而且還必須加強”,這是斯大林“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階級鬥爭也會愈來愈尖銳”的錯誤理論的翻版。如果說,隨著民主的擴大,法制還要加強,這是正確的,因為法制不僅有鎮壓階級敵人的一面,還有調整全社會各種矛盾的一面。主張法只有階級性,階級性是法的唯一本質屬性的同志,實際上仍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點。他們解釋不了這樣的一個問題,即:如果階級性是法的為一屬性,那麼為什麼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宣稱階級鬥爭已不是我國主要矛盾以後,我們還有必要大力加強法制呢?

過去我們對社會主義認識不清,在社會主義的概念中,有一些並非屬於社會主義本質,而是我們附加上去的東西。例如認為高度集中、一大二公才是社會主義等等。這種情形在政法工作方面是否也同樣存在呢?例如,我們過去一直認為一切均由國家興辦才是社會主義。我們把律師規定為國家工作人員,並把這說成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表現。這樣的規定實際上多有不便之處。外國在華企業同我國企業或政府打官司,很難信任作為我國幹部的律師。為什麼律師不能是社會的法律工作者呢?

再有,國家機構與公民在政治上法律上應是平等的。憲法實質上是一種社會契約。但我們的刑事訴訟規定國家公訴人高於被告人,這種規定是不對的,因為兩者在訴訟中的法律地位應是平等的。根據無罪推定論,在被告人被判定有罪以前在法律上應處在無罪地位。無罪推定論現在也仍是一個禁區,應允許法學界自由地充分地進行討論。

六、我國法制目前還不夠健全,既有“無法不依”的一面(如尚未制定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新聞出版法、自由結社法等等,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也亟待制定):也有“有法不依”的一面,而以後者尤為嚴重

法制與法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法制,據董必武同志的解釋,是法律制度的總稱。封建社會也有法制,即法律制度,但是不能稱為法治。封建社會實行的是人治。因為君主的命令高於一切法律。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是與民主聯繫在一起的即由人民當家作主通過憲法和法律去管理國家。不僅要“有法可依”,還必須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才能算是法治,也就是以法治國。

我們從建國以來一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長達30年的時間裡,對於實行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認識不足的,這是產生“文化大革命”那場巨大災難的重要原因之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已經做出了總結。我們長期以來一直是依靠黨的政策、依靠開展政治運動而不是依靠法制來解決問題。即使通過了法律,也往往有法不依,是法律缺乏其應有的權威。這一情況,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已有了很大改變,但在全黨全國範圍內,肅清過去“左”的思想影響還是做得很不夠的,有法不依、權大於法、以權壓法、以言代法等情況還不能說是個別的。我認為這些現象的存在同我們長期以來對政治同法律的關係認識不清楚、處理的不夠好是大有關係的。可以說搞清楚這個問題應是排除障礙,實行法治的關鍵。當然,政治的準確必要性是不能忽略的。

列寧講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考慮問題,那就不能維持其統治。但是政治應該只起統帥作用而不能由政治代替一切,或像林彪講的“政治可以衝擊一切”。政治不能代替文藝,文藝界的同志早已討論過並弄明確了。然而,政治能否代替法律呢?在一些同志中間這一問題似乎還沒有認真考慮過,認識上還不完全明確。法律有它自己的特點和規律性,如穩定性、全國統一性、公正性等。我們一向以一時的政治需要來決定量刑的輕重,這種做法雖然有其短期效益,但卻容易造成判刑激情集中的後果。誰“碰到點子上”則判刑很重,如鬨搶西瓜,為首的兩人被判處無期徒刑;故宮盜寶未遂也判了死刑。這樣做或許在一個時期內起到一定震撼作用,但卻離開了法律的公正、穩定和統一性。從保持國家長治久安的觀點看來,這種做法是否明智,是值得考慮的(犯人可能不服,犯人家屬親友也會不滿,等等)。

根據一切法律法規均不得與憲法相牴觸的原則規定,建議考慮:(一)將勞教改為刑種之一,由法院判決後執行;(二)將收容的做法予以廢止。理由是由行政機關決定一個公民喪失自由的做法同憲法有關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權利的規定相牴觸。我們的《逮捕拘留條例》所以規定非經檢察機關批準,公安機關不得逮捕人,正是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這一權利不使受到侵犯,收容實際上是變相拘捕,執行中問題甚多,是公民的人身安全得不到法律保護,這種違憲行為亟須糾正。

當前還有政策大於法律的情況,實際上是“有法不依”,致使法律喪失了應有的權威和嚴肅性。如《婚姻法》規定的婚齡,有關政府部門以晚婚政策為理由拒不實行;又如刑滿釋放、留場就業的政策也是沒有法律根據的,實際上是失信於民,也得不償失。(1987年9月)
(《關於我國政體改革和法制建設的幾個問題》連載完,《風雨憲政夢》,明鏡出版社,2016年)

網友熱搜:《風雨憲政夢》 、于浩成

0 意見: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