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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7日 星期六

反抗中國政治體制倒退到極權主義形態的主要要素

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李凡

會退回到轉型開始時的原點嗎?

如果將文化革命前和文革中的中國政治體制,視為極權主義政治體制的基本形態,再將改革開放後的變化視為轉型過程的話,那麼文革前和文革中的體制狀態就可以稱為極權主義的原點,也即基本形態的極權主義。改革開放前後的這兩個政治階段雖然有一些差別,甚至是不小的差別,但是形態上卻可以視為同一個類型。文革可以看作是,依靠意識形態和毛的領袖魅力而高度動員的極權主義。這是中國極權主義的基本形態,也是這個形態從文革後開始轉型的原點。

那麼,目前出現在晚期極權主義形態中的倒退,能否使中國的政治體制轉回到它的原點呢?從當前情況看,有以下幾個主要要素在和這樣的倒退進行反抗、抵制和鬥爭,試圖繼續推動中國的政治轉型向前走,而不是向後退。這些力量並不是制度性的,而是社會性的。

文化大革命。

一、官員中的民主潛能

經過將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各級政府和黨務部門、官方的社會組織部門、國營企業的工作人員已經換了兩代人了,改革開放初就任的這一代已經退休。現在的幹部和前一代人相比,有了相當大的變化。變化表現在以下方面:從學歷看,受過高等教育或比較好的教育的官員數量越來越大,成為幹部的主要群體;國家建立了公務員考試制度,考試及格成為幹部任用的基本條件,公務員專業化的程度有很大提高。

40年後的中國已經處於開放的環境,知識和信息來源都很多,很多官員有到國外旅遊或學習、考察的經歷,知道國外的情況;社會多樣性的變化,也使得幹部處於多樣化的家庭背景下,例如許多官員的家庭有成員或親戚從事商業活動或社會活動,所以他們對社會多樣化的現實完全瞭解,甚至直接或間接參加了這些活動。

就個人而言,新一代官員一般對改革開放持支持態度。雖然也有相當多的幹部站在政府立場上搶老百姓的地和房子,也會利用手中的權勢為自己和親友牟利,但總的來看,廣大官員的思想是比較開放的,他們不願意共產黨下台,也不願意中國退回到改革開放前的年代,他們對當前的倒退很反感,也很憂慮。

中國政府內相當多的官員對民主並不反感,他們瞭解國外的情況,很多人有地方工作經驗,瞭解基層的事情,知道為什麼社會對政府普遍反感甚至反抗。至少從解決問題的角度出發,他們也知道必須用民主的辦法,用尊重人民權利的辦法來解決國家和社會間的矛盾。這也是這些年來在地方政府中基層改革和政府創新仍然有動力的原因。他們不滿意甚至反對中國政治上的倒退,希望繼續走改革的道路,走民主和法治的道路,但是他們不希望社會動盪不定,可以走得慢一些、穩一些,但是不要停頓,更不要倒退。

二、公民社會的抵抗

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只是對目前公民社會的力量達到什麼程度有不同看法。中國促進極權主義轉型的主要力量之一就是公民社會,政治倒退則對公民社會產生了相當程度的負面影響,例如一些領袖人物被抓,一些公民維權組織遭到取締,網絡言論受到嚴厲控制,這些自然影響了公民社會的發展。

但在這樣的壓力之下,我們沒有看到公民社會的萎縮,只是看到策略的變化和應對方法的變化,公民社會仍然很勇敢地在面對轉型倒退帶來的壓力。從實際狀態看,公民社會仍然在壯大,只是組織化過程受到影響,組織化程度有所降低。當然,也確實有人擔心,中國公民社會是否會因轉型倒退、極權主義回潮而就此衰落?

我以為,目前政府對社會的控制還不至於使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停頓下來,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中國公民社會大發展有其內在的原因,既和長期經濟與社會發展有關,也與社會內部的需求有關。

從長期發展看,經濟發展導致社會發展這一內在趨勢沒有根本的變化。中國經濟發展達到目前的狀態,要想退回去已經不可能,至多是經濟增長速度降低,但增長和已實現的規模不會大面積地倒退回去。在經濟增長和規模效應的影響下,中國的社會發展也難於停頓。雖然社會的自由程度會因為倒退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但已經得到的自由被完全取消則是不可能的。

從社會內在需要來看,各種類型的社會組織的發展有其自身原因和內部動力,例如不同的信仰組織、自主組織、自助組織等均會繼續發展,政府對此會非常不高興,也試圖阻擋,但難以奏效。另外,中國公民社會中的很大一部分產生於維權過程中,維護社會自身的權益,包括公民權利、經濟權益等也是內在的需要。

只要有對社會的欺負,就會有社會的維權和反抗。而在返回到極權主義原點和中國經濟下滑過程中,侵犯公民權益的事情會進一步增多而不是減少,中國社會的反抗也一定會大量出現。這是一種天然的反應。目前高壓下中國各地的社會維權運動仍然沒有減少,道理就在這裡。只要各地政府仍然在侵奪社會的權益,抗爭就會不斷產生。

第二,社會應對政府的策略也在發生變化。一些社會組織採取了“平行發展策略”,就是以關注社會本身的建設和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為主,不去主動批評政府。而在各地經濟都不好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除非不得已也不願意對本地的社會組織發動攻擊。這樣政府和社會組織之間互不干涉,政府對社會組織的發展就有可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有利於社會組織保持自己的有生力量,也有利於今後的發展。

依靠這樣的策略,中國公民社會有可能渡過眼前這一劫。另外一種策略的變化就是“分散策略”,所謂“分散策略”,指社會不去關注社會組織化的程度,而去關注社會組織橫向的發展。一個大的組織可以分散為許多小組織,甚至個人,以單兵或小組織方式開展活動,這樣有利於公民社會的快速發展。而且,在政府高壓下,分散策略更加靈活,使政府顧不過來。以上幾種社會應對危機的策略可以在許多地方看到,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大。

公民社會的抵抗和抗爭形式的變化,會一定程度上消解轉型倒退給社會帶來的壓力,甚至會阻止倒退。當然,如果極權主義的倒退力度進一步加大,有可能引起社會的更大反抗,乃至帶來整體性動盪,屆時中國極權體制的承受度和政府維穩能力均會受到嚴峻挑戰。

(本文作者為北京民間機構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原載《中國戰略分析》創刊號,配圖為編者所加。】

《當今中國最大危險:晚期極權主義》連載8,《中國密報》第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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