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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1日 星期六

于浩成:毛澤東對憲法學的貢獻和質疑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憲政》

毛澤東在憲法學方面寫過兩篇專門的論文即《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和《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他對憲法學的貢獻,我認為有三點。

1、憲法也可以有綱領性,斯大林1930年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認為綱領和憲法有重大的差別,不應該同綱領混淆,“綱領上說的是還沒有的東西,是要在將來獲得和爭取到的東西,相反,憲法上應當說是已經有的東西,是現在已經獲得和已經爭取到的東西,綱領主要是說明將來,憲法卻是說現在。”(《斯大林文選》上冊,第89-90頁)

毛澤東根據我國的情況,對此有所發展,他在《新民主主義憲政》中也說:“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在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後,頒布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毛選》一卷本,第729頁)但到了1954年在我國第一部憲法誕生時,他認為,“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用憲法這樣一個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使全國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和正確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國人民的積極性。”(《毛選》第5卷第129頁)這就說明憲法也可以有綱領性。他在談到憲法的原則性和靈活性時說:“憲法中規定,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這是原則性,要實行社會主義原則,是不是在全國範圍內一天早晨一切都實行社會主義呢?……一時辦不到的事,必須允許逐步去辦。”(同上,第127-128頁)這也說明毛澤東認為憲法也可以具有綱領性,對斯大林的觀點有所發展。

2、關於國體與政體的區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這個國體問題,從前清末年起,用了幾十年還沒有鬧清楚,其實,它只是指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資產階級總是隱瞞這種階級地位,而用,“國民”的名詞達到其一階級專政的實際,這種隱瞞,對於革命的人民,毫無利益,應該為之清楚地指明。”(《毛選》一卷本,第669頁)“至於還有所謂‘政體’問題,那是指的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指的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同上,第670頁)毛澤東在這裡運用馬克思主義對國體、政體問題做了科學的論述,為前人所未發現,澄清了許多混亂、糊塗的觀念,對政治學、憲法學作出了很大貢獻。

3、由人民群眾自己來管理的思想應屬於毛澤東憲法思想的一部分,在1982年制定憲法時已經吸收到憲法中去了。毛澤東說過,人民必須有權管理上層建築,我們不能把人民的權力問題瞭解為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他還說: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是最根本的權利,就沒有工作權、受教育權、休息權等等。(引自葉劍英:1978年3月1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會所作的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

治安保衛委員會、人民調解委員會等群眾組織正是在毛澤東倡導下成立起來的,其工作經驗應加以總結。但是愛國公約、鄉規民約究竟利弊如何?是否會成為法外之法?尚需近一步加以研究、總結。

至於憲法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的問題。不少同志認為毛澤東提出原則性與靈活性應很好結合也是對憲法學的貢獻和發展;我對此有保留只能存疑,毛澤東提出這一論點當然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其他國家的憲法也有所謂“剛性”、“柔性”之分。而我們整個法制建設上的弊端之一恰恰在於我們制定的法律往往過於靈活,伸縮性太大,含糊而不明確,由於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缺乏法制觀念,幹部文化水平又低,法律定的太靈活,往往便於執法者任意加以解釋,執法不嚴,畸輕畸重,甚至使執法者枉法營私,傷害他人權益有空子可鑽,這是我們必須深長思之的。(1985年10月3日)

(《我國憲法和憲法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連載完3,《風雨憲政夢》,明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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