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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8日 星期三

極權主義治國模式必定確立政黨領袖絕對權威

卞仲蕓死後,宋彬彬接受毛澤東的場景。

張千帆

阿倫特指出,極權體制不僅使國民喪失道德信仰,而且鼓勵他們參與有組織犯罪。極權主義雖然理論上嚮往世界大同,實際上卻奉行鬥爭哲學,國民中至少一部分人會被妖魔化而付出巨大犧牲。為了讓民族走上相互迫害、瘋狂自殘之路,極權主義在高大上的意識型態背後,
鼓動群氓暴力犯罪。事實上,灌輸“革命理想”的目的正是使犯罪合法化,使罪犯擺脫犯罪的罪惡感。在極權主義設定的宏偉目標面前,任何個人的傷天害理都可以得到原諒,甚至成為組織要求的“規定動作”。1968年,“文革”在如火如荼進行之中,當北師大附中的紅衛兵們當眾打死校長卞仲蕓,他們一定認為自己的暴力行為是“革命”的要求和體現。

阿倫特注意到,極權主義統治者通常以吹噓自己以往的罪行並小心勾勒未來的犯罪計劃開始。納粹相信,他們那個時代“作惡有一種天生的誘惑力量”。罪惡對於暴民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即便自己成為犧牲品也心甘情願甚至自覺自願幫助政權迫害自己。極權主義意識型態教唆每個人為了“偉大理想”放棄自我,在這個基礎上可以為所欲為,包括有組織犯罪。

3.內外集權

要實現並維持如此恐怖的極權統治,實際上是極為困難的。即便對於具有極權主義基因的絕對權力國家,也要借助天時地利才能建成現代意義的極權國家。正如麥迪遜指出,自由產生差異,而人的差異是如此之大、自尊心和嫉妒心如此之強,以至既不可能形成“統一思想”,也不可能無條件接受某一個集團的領導和管制。換言之,只要沒有經過高壓扭曲,社會對於極權統治即存在巨大的自然阻抗。因此,極權國家不可能通過真正的自由民主程序建立起來。即便專制統治代代相傳,也不可能扼殺人的全部自由。正統教義再壓抑,也無法原原本本地付諸實施。傳統的官僚等級制和地方鄉紳制過於低效和鬆散,不具備龐大高效的組織機器,不足以在大眾層次上實施鐵腕統治。要推行極權主義,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先鋒隊”,一開始幾乎注定是一個不起眼的小黨。這個小黨要成功,必須借助國內或國際重大變故,通過暴力革命或選舉欺詐奪取政權。成功之後,則必然走向極端的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

首先,在這個極權“先鋒隊”建立之初,就是圍繞一個核心人物——不是一個核心團隊,因為任何團隊都會發生內部分歧,而分歧削弱整個先鋒隊的戰鬥力,至少損害其意識型態高度統一的外觀。1898成立的蘇維埃本來是一個相對鬆散的群體,大部分黨員是相對寬容的孟什維克,但是其中的布爾什維克抱得很緊,並以列寧一人為核心。列寧1924年去世後,斯大林借用列寧接班人的身分,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但只是在經過長達二三十年的清洗、整肅乃至暗殺之後,才確立了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威。

中國的第一個革命黨國民黨則尊孫中山一人為“國父”,在黨內形成了絕對個人權威。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蔣介石只有依靠北伐勝利的戰果和日本入侵的危機才基本穩固了他在國民黨內的統治地位。中共建黨之初,內部也存在本土派與國際派、蘇區與白區等不同“山頭”,經過長期武裝鬥爭和內部整肅之後,最終確立了毛澤東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只有在個人領袖地位不受挑戰的情況下,才可能建立一支有戰鬥力的政治團隊。

這個團隊的特徵是一開始規模小、思想統一、目標集中,首要目標是武裝奪取政權。武裝奪權是這支“先鋒隊”獲得成功必經之路,因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下,它通過選票執政的機會幾乎是零。即便納粹也並非純粹靠選票上台,而是間歇性地使用陰謀暴動。如果不是因為一個國家出現重大變故而賦予其各種機會,“先鋒隊”即使通過暴力革命也很難成為執政黨。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夠在俄羅斯得勢,是因為沙皇俄國幾乎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拖垮。納粹之所以能夠獲得相當多數的民心,是因為德國作為戰敗國不得不接受喪權辱國的巨額賠款,1929年“大蕭條”使德國經濟雪上加霜。中共之所以能夠在內戰中戰勝國民黨,是因為八年抗戰給予其休養生息的大好時機,國民黨軍隊則遭遇日軍重創。極端的國際或國內環境使國民遭遇血與火的殘酷洗禮,極權主義這顆貧瘠的種子便在一片惡劣的土壤上生長起來。

極權政黨的內部統治模式決定了其奪取政權之後的治國模式。如果信奉極權主義哲學的政黨領袖在奪權之前不能確立在黨內的絕對權威,那麼掌權之後一般也難以推行極權主義治國模式。極權統治建立之後,其統治基礎往往是極不穩固的,因而必須經過大規模清洗,才能從肉體上消滅思想異己和賸餘的抵抗力量,並對所有人產生強大威懾。當然,也因為統治基礎不穩固,極權政黨一開始會小心翼翼地劃定各種形式的“統一戰線”,每一次都將打擊對象限定為“一小撮”,並逐步縮小“戰線”、擴大打擊範圍,直到黨外沒有一個人敢於公開挑戰極權政黨的統治地位。1950年代,中共發動實施的“工商改造”、“反右”等大小政治經濟運動都是依循同一個套路。

與此同時,執政黨內也將進一步強化統一和領袖崇拜。在執政之前,黨內雖然建立了最高領袖的地位,但是這種地位通常並非不可挑戰。尤其是黨內元老往往有軍功作為資本,執政前也和最高領袖“同甘苦、共患難”,因而領導集團內部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平起平坐。在“皇帝”眼裡,重臣的威脅總是遠大於領導集團之外的任何人,但是外部威脅的存在極大壓抑了無底線的黨內鬥爭,暫時維持了黨內和平與集體領導機制。一旦外部威脅消失,極權政黨剪除了足以挑戰其統治的各種社會力量,黨內元老就失去了保護自己的最大屏障,有限的集體領導將蛻變為嚴厲的個人獨裁。斯大林1937年的大清洗、中國1966年開始的“文革”在本質上一樣,都是最高領袖為了鞏固自己的永久地位、清除黨內潛在挑戰者而發起的運動,以便建立絕對的個人統治。最後,全國受控於一黨,該黨受控於一人。只要這個人在世,國家就沒有出頭之日。

《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連載7,《中國密報》第52期,原載《中國戰略分析》創刊號)
卞仲蕓死後,宋彬彬接受毛澤東的場景。

張千帆

阿倫特指出,極權體制不僅使國民喪失道德信仰,而且鼓勵他們參與有組織犯罪。極權主義雖然理論上嚮往世界大同,實際上卻奉行鬥爭哲學,國民中至少一部分人會被妖魔化而付出巨大犧牲。為了讓民族走上相互迫害、瘋狂自殘之路,極權主義在高大上的意識型態背後,鼓動群氓暴力犯罪。事實上,灌輸“革命理想”的目的正是使犯罪合法化,使罪犯擺脫犯罪的罪惡感。在極權主義設定的宏偉目標面前,任何個人的傷天害理都可以得到原諒,甚至成為組織要求的“規定動作”。1968年,“文革”在如火如荼進行之中,當北師大附中的紅衛兵們當眾打死校長卞仲蕓,他們一定認為自己的暴力行為是“革命”的要求和體現。

阿倫特注意到,極權主義統治者通常以吹噓自己以往的罪行並小心勾勒未來的犯罪計劃開始。納粹相信,他們那個時代“作惡有一種天生的誘惑力量”。罪惡對於暴民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即便自己成為犧牲品也心甘情願甚至自覺自願幫助政權迫害自己。極權主義意識型態教唆每個人為了“偉大理想”放棄自我,在這個基礎上可以為所欲為,包括有組織犯罪。

3.內外集權

要實現並維持如此恐怖的極權統治,實際上是極為困難的。即便對於具有極權主義基因的絕對權力國家,也要借助天時地利才能建成現代意義的極權國家。正如麥迪遜指出,自由產生差異,而人的差異是如此之大、自尊心和嫉妒心如此之強,以至既不可能形成“統一思想”,也不可能無條件接受某一個集團的領導和管制。換言之,只要沒有經過高壓扭曲,社會對於極權統治即存在巨大的自然阻抗。因此,極權國家不可能通過真正的自由民主程序建立起來。即便專制統治代代相傳,也不可能扼殺人的全部自由。正統教義再壓抑,也無法原原本本地付諸實施。傳統的官僚等級制和地方鄉紳制過於低效和鬆散,不具備龐大高效的組織機器,不足以在大眾層次上實施鐵腕統治。要推行極權主義,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先鋒隊”,一開始幾乎注定是一個不起眼的小黨。這個小黨要成功,必須借助國內或國際重大變故,通過暴力革命或選舉欺詐奪取政權。成功之後,則必然走向極端的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

首先,在這個極權“先鋒隊”建立之初,就是圍繞一個核心人物——不是一個核心團隊,因為任何團隊都會發生內部分歧,而分歧削弱整個先鋒隊的戰鬥力,至少損害其意識型態高度統一的外觀。1898成立的蘇維埃本來是一個相對鬆散的群體,大部分黨員是相對寬容的孟什維克,但是其中的布爾什維克抱得很緊,並以列寧一人為核心。列寧1924年去世後,斯大林借用列寧接班人的身分,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但只是在經過長達二三十年的清洗、整肅乃至暗殺之後,才確立了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威。

中國的第一個革命黨國民黨則尊孫中山一人為“國父”,在黨內形成了絕對個人權威。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蔣介石只有依靠北伐勝利的戰果和日本入侵的危機才基本穩固了他在國民黨內的統治地位。中共建黨之初,內部也存在本土派與國際派、蘇區與白區等不同“山頭”,經過長期武裝鬥爭和內部整肅之後,最終確立了毛澤東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只有在個人領袖地位不受挑戰的情況下,才可能建立一支有戰鬥力的政治團隊。

這個團隊的特徵是一開始規模小、思想統一、目標集中,首要目標是武裝奪取政權。武裝奪權是這支“先鋒隊”獲得成功必經之路,因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下,它通過選票執政的機會幾乎是零。即便納粹也並非純粹靠選票上台,而是間歇性地使用陰謀暴動。如果不是因為一個國家出現重大變故而賦予其各種機會,“先鋒隊”即使通過暴力革命也很難成為執政黨。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夠在俄羅斯得勢,是因為沙皇俄國幾乎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拖垮。納粹之所以能夠獲得相當多數的民心,是因為德國作為戰敗國不得不接受喪權辱國的巨額賠款,1929年“大蕭條”使德國經濟雪上加霜。中共之所以能夠在內戰中戰勝國民黨,是因為八年抗戰給予其休養生息的大好時機,國民黨軍隊則遭遇日軍重創。極端的國際或國內環境使國民遭遇血與火的殘酷洗禮,極權主義這顆貧瘠的種子便在一片惡劣的土壤上生長起來。

極權政黨的內部統治模式決定了其奪取政權之後的治國模式。如果信奉極權主義哲學的政黨領袖在奪權之前不能確立在黨內的絕對權威,那麼掌權之後一般也難以推行極權主義治國模式。極權統治建立之後,其統治基礎往往是極不穩固的,因而必須經過大規模清洗,才能從肉體上消滅思想異己和賸餘的抵抗力量,並對所有人產生強大威懾。當然,也因為統治基礎不穩固,極權政黨一開始會小心翼翼地劃定各種形式的“統一戰線”,每一次都將打擊對象限定為“一小撮”,並逐步縮小“戰線”、擴大打擊範圍,直到黨外沒有一個人敢於公開挑戰極權政黨的統治地位。1950年代,中共發動實施的“工商改造”、“反右”等大小政治經濟運動都是依循同一個套路。

與此同時,執政黨內也將進一步強化統一和領袖崇拜。在執政之前,黨內雖然建立了最高領袖的地位,但是這種地位通常並非不可挑戰。尤其是黨內元老往往有軍功作為資本,執政前也和最高領袖“同甘苦、共患難”,因而領導集團內部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平起平坐。在“皇帝”眼裡,重臣的威脅總是遠大於領導集團之外的任何人,但是外部威脅的存在極大壓抑了無底線的黨內鬥爭,暫時維持了黨內和平與集體領導機制。一旦外部威脅消失,極權政黨剪除了足以挑戰其統治的各種社會力量,黨內元老就失去了保護自己的最大屏障,有限的集體領導將蛻變為嚴厲的個人獨裁。斯大林1937年的大清洗、中國1966年開始的“文革”在本質上一樣,都是最高領袖為了鞏固自己的永久地位、清除黨內潛在挑戰者而發起的運動,以便建立絕對的個人統治。最後,全國受控於一黨,該黨受控於一人。只要這個人在世,國家就沒有出頭之日。

《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連載7,《中國密報》第52期,原載《中國戰略分析》創刊號)

卞仲蕓死後,宋彬彬接受毛澤東的場景。

張千帆

阿倫特指出,極權體制不僅使國民喪失道德信仰,而且鼓勵他們參與有組織犯罪。極權主義雖然理論上嚮往世界大同,實際上卻奉行鬥爭哲學,國民中至少一部分人會被妖魔化而付出巨大犧牲。為了讓民族走上相互迫害、瘋狂自殘之路,極權主義在高大上的意識型態背後,鼓動群氓暴力犯罪。事實上,灌輸“革命理想”的目的正是使犯罪合法化,使罪犯擺脫犯罪的罪惡感。在極權主義設定的宏偉目標面前,任何個人的傷天害理都可以得到原諒,甚至成為組織要求的“規定動作”。1968年,“文革”在如火如荼進行之中,當北師大附中的紅衛兵們當眾打死校長卞仲蕓,他們一定認為自己的暴力行為是“革命”的要求和體現。

阿倫特注意到,極權主義統治者通常以吹噓自己以往的罪行並小心勾勒未來的犯罪計劃開始。納粹相信,他們那個時代“作惡有一種天生的誘惑力量”。罪惡對於暴民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即便自己成為犧牲品也心甘情願甚至自覺自願幫助政權迫害自己。極權主義意識型態教唆每個人為了“偉大理想”放棄自我,在這個基礎上可以為所欲為,包括有組織犯罪。

3.內外集權

要實現並維持如此恐怖的極權統治,實際上是極為困難的。即便對於具有極權主義基因的絕對權力國家,也要借助天時地利才能建成現代意義的極權國家。正如麥迪遜指出,自由產生差異,而人的差異是如此之大、自尊心和嫉妒心如此之強,以至既不可能形成“統一思想”,也不可能無條件接受某一個集團的領導和管制。換言之,只要沒有經過高壓扭曲,社會對於極權統治即存在巨大的自然阻抗。因此,極權國家不可能通過真正的自由民主程序建立起來。即便專制統治代代相傳,也不可能扼殺人的全部自由。正統教義再壓抑,也無法原原本本地付諸實施。傳統的官僚等級制和地方鄉紳制過於低效和鬆散,不具備龐大高效的組織機器,不足以在大眾層次上實施鐵腕統治。要推行極權主義,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先鋒隊”,一開始幾乎注定是一個不起眼的小黨。這個小黨要成功,必須借助國內或國際重大變故,通過暴力革命或選舉欺詐奪取政權。成功之後,則必然走向極端的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

首先,在這個極權“先鋒隊”建立之初,就是圍繞一個核心人物——不是一個核心團隊,因為任何團隊都會發生內部分歧,而分歧削弱整個先鋒隊的戰鬥力,至少損害其意識型態高度統一的外觀。1898成立的蘇維埃本來是一個相對鬆散的群體,大部分黨員是相對寬容的孟什維克,但是其中的布爾什維克抱得很緊,並以列寧一人為核心。列寧1924年去世後,斯大林借用列寧接班人的身分,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但只是在經過長達二三十年的清洗、整肅乃至暗殺之後,才確立了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威。

中國的第一個革命黨國民黨則尊孫中山一人為“國父”,在黨內形成了絕對個人權威。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蔣介石只有依靠北伐勝利的戰果和日本入侵的危機才基本穩固了他在國民黨內的統治地位。中共建黨之初,內部也存在本土派與國際派、蘇區與白區等不同“山頭”,經過長期武裝鬥爭和內部整肅之後,最終確立了毛澤東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只有在個人領袖地位不受挑戰的情況下,才可能建立一支有戰鬥力的政治團隊。

這個團隊的特徵是一開始規模小、思想統一、目標集中,首要目標是武裝奪取政權。武裝奪權是這支“先鋒隊”獲得成功必經之路,因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下,它通過選票執政的機會幾乎是零。即便納粹也並非純粹靠選票上台,而是間歇性地使用陰謀暴動。如果不是因為一個國家出現重大變故而賦予其各種機會,“先鋒隊”即使通過暴力革命也很難成為執政黨。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夠在俄羅斯得勢,是因為沙皇俄國幾乎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拖垮。納粹之所以能夠獲得相當多數的民心,是因為德國作為戰敗國不得不接受喪權辱國的巨額賠款,1929年“大蕭條”使德國經濟雪上加霜。中共之所以能夠在內戰中戰勝國民黨,是因為八年抗戰給予其休養生息的大好時機,國民黨軍隊則遭遇日軍重創。極端的國際或國內環境使國民遭遇血與火的殘酷洗禮,極權主義這顆貧瘠的種子便在一片惡劣的土壤上生長起來。

極權政黨的內部統治模式決定了其奪取政權之後的治國模式。如果信奉極權主義哲學的政黨領袖在奪權之前不能確立在黨內的絕對權威,那麼掌權之後一般也難以推行極權主義治國模式。極權統治建立之後,其統治基礎往往是極不穩固的,因而必須經過大規模清洗,才能從肉體上消滅思想異己和賸餘的抵抗力量,並對所有人產生強大威懾。當然,也因為統治基礎不穩固,極權政黨一開始會小心翼翼地劃定各種形式的“統一戰線”,每一次都將打擊對象限定為“一小撮”,並逐步縮小“戰線”、擴大打擊範圍,直到黨外沒有一個人敢於公開挑戰極權政黨的統治地位。1950年代,中共發動實施的“工商改造”、“反右”等大小政治經濟運動都是依循同一個套路。

與此同時,執政黨內也將進一步強化統一和領袖崇拜。在執政之前,黨內雖然建立了最高領袖的地位,但是這種地位通常並非不可挑戰。尤其是黨內元老往往有軍功作為資本,執政前也和最高領袖“同甘苦、共患難”,因而領導集團內部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平起平坐。在“皇帝”眼裡,重臣的威脅總是遠大於領導集團之外的任何人,但是外部威脅的存在極大壓抑了無底線的黨內鬥爭,暫時維持了黨內和平與集體領導機制。一旦外部威脅消失,極權政黨剪除了足以挑戰其統治的各種社會力量,黨內元老就失去了保護自己的最大屏障,有限的集體領導將蛻變為嚴厲的個人獨裁。斯大林1937年的大清洗、中國1966年開始的“文革”在本質上一樣,都是最高領袖為了鞏固自己的永久地位、清除黨內潛在挑戰者而發起的運動,以便建立絕對的個人統治。最後,全國受控於一黨,該黨受控於一人。只要這個人在世,國家就沒有出頭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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