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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8日 星期日

于浩成:改革無論如何不能違反憲法


2012年于浩成於北京。

一、憲法與改革的關係

一九八二年通過、公布的新憲法本身就是改革的產物,同時又給今後進一步深入進行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指出了方向。大家都知道,一九七八年底舉行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捩點。正是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同志最早明確地提出了改革的問題,他說:要“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根銀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

在十一屆三中會會以後,我們首先在農村進行改革,取得了偉大的、空前的成功。一九八0年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專門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問題發表了重要講話。一九八二年的新憲法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起草的。黨政不分、權力過分集中、領導幹部任職的終身制等政治體制上的弊竭已經在憲法的規定中加以改革。確認我國現階段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個體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規定特別行政區的存在等等,都說明一九八二年的新憲法是貫穿著改革精神的,並為今後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因此,遵守和實施憲法和進行改革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們的一切改革應在憲法的範圍內進行。至於某些具體的法律和法規,如果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我們應該勇於改革,必須加快法制建設的步伐,對現行法律和各項法規進行廢、改、立。儘快改變某些規定和做法“合理不合法”的暫時局面。

一般說,改革必須變法,歷史上凡有改革都稱為變法,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等等。有的同志把改革和憲法、法律對立起來。如有人說:按照上面的精神進行改革,要聞風而動,迅速行動起來,不必等什麼紅頭文件。我認為這種說法和做法是錯誤的。

有的同志把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稱為一場革命,我認為,從破除早已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過時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某些環節來說,從解放生產力,大大推動社會前進的意義來說,這次改革也可以說是一場革命,而且是一場很深刻的革命。然而,應該指出,這裡所說的革命不過是一種借用的引伸的說法,正如技術革命、產業革命、文化革命、教育革命,不是原來意義上的革命,即“推翻舊政權。”這次改革是社會主交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是什麼“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不是要革什麼人的命,而是改革某些具體的制度,從而充分調動人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這次改革同那次“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截然不同;不可同日而語。正像中央《決定》所指出的:“改革的進行,只應該足進而絕不能損害社會的安定,生產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國家財力的增強。”

應該指出,城市的經濟改革比農村的改革更加複雜,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更應該強調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絕不允許亂來一氣,自行其是,擅自行動,在改革中應強調嚴格依法辦事。在新憲法公布後的兩年來,“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還不能說已完全做到。例如不少人還認為政策大於法律,公然以政策為名,違反法律,另搞一套,新婚姻法明確規定男22歲、女20歲為法定婚齡,但相當多的政府機關卻以節育晚婚為名,強行規定,不許達到法定婚齡的青年進行結婚登記。有些人憤怒地說:究竟是政府違法,還是我們違法,這種做法是損傷法律的嚴肅性的。

為了改革的需要,憲法本身能否修改?我認為憲法有長期穩定性,不宜過分頻察改來改去。但也並非一成不變,不能修改的。全面修改,另行起草一部憲法,顯然是不適當的。建國以來,不算共同綱領,我們已有過四部憲法,改動次數確實太多了。但部分修改和補充應該說是可以的。改革無論如何不能違反憲法,否則,寧可修改憲法,也不能違憲。憲法應該高於一切、大於一切。這是關係國家長治久安的大事,是總結過去動亂的慘痛教訓以後得來的認識,這一點必須堅持,沒有通融餘地。

二、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政法工作和法制建設的一點啟示

《決定》說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大大深化了,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重大發展。

《決定》把制度同體制加以區別,這一點有很重大的現實意義。《決定》告訴我們:整個社會主義制度同服務於這一制度的一系列具體制度形成的體系是不同的,有區別的。從整體講,社會主義制度較之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制度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但具體制度,甚至一系列具體制度形成的體系是有缺陷的,也就是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某些環節上還不大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分清這兩者是有很大意義的,這是思想解放的一種成果。過去我們往往將這兩者混為一談,劃上等號,往往一聽到人們議論我們經濟體制上的一些缺點和問題,就說人家是對社會主義懷疑、不滿和動搖,甚至扣上什麼“攻擊和汙衊社會主義”,“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等等大帽子。這實際上是把自己的頭腦和手腳緊緊地捆住了。

現在我們實事求是地指出:社會主義總體是好的,無比優越的,但具體環節上,在政治、經濟體制上還有缺陷,甚至嚴重缺陷,必須加以改革,這在思想上,行動上是一大解放。諱疾忌醫只能招致病情惡化,甚至帶來死亡。實事求是,對癥下藥,才能起死回生。聯想到多年來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雖然多次討論,但成功經驗不多,究竟原因何在?主要是思想不夠解放,未能衝破“左”的思想的束縛。例如多年來我們在犯罪原因的理論上廣泛流行一種說法,其實是講不通的,缺乏科學性的說法:在談到資本主義國家犯罪現象時說是社會的原因,在談到我國的犯罪現象時則說是個人的原因。似乎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已是盡善盡美,無缺陷了,一切犯罪只能是犯罪者個人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即使他不屬於階級敵人,也一定是受敵對階級思想的影響。如果誰真實地指出犯罪還應從社會方面找原因,指出有些問題雖然屬於人民的內部矛盾,由於處理不當,例如有的幹部的官司僚主義等等,致使矛盾激化,甚至轉化為敵我矛盾,造成犯罪,則被批評為替罪犯開脫,提倡“犯罪有理”論,“殺人有理”論,甚至是懷疑社會主義制度,給社會主義抹黑等等。

這種“左”的、簡單化的做法妨礙我們實事求是地,科學地分析犯罪原因,認真改進自己的工作,做好對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有些資產階級政治家還提出和標榜“社會公正”的口號,當然,他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可能做到,有些不過是騙人而已,但我們是否已經完全實現了“社會公正”呢?至少現在還不能這樣說,這只能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否則那麼多冤假錯案的存在就很難加以解釋了,魯迅說過:“人間有犯罪學者,一派說由於環境,一派說由於個人。現在盛行的是後一說,因為倘依前一派則消滅罪犯須得改造環境,事情就麻煩,可怕了。”實踐經驗告訴我們,我們當前發生的許多問題,絕大部分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並非屬於階級鬥爭和敵我矛盾的範疇。事情正像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設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必須正確認識我國社會內部大量存在的不屬於階級鬥爭範圍內的各種矛盾,採取不同於階級鬥爭的方法來正確加以解決,否則也會危害社會的安定團結。”注意到這一點在當前很有現實意義。

鄧小平同志早就預見到:“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改革,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它涉及的面很廣,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複雜情況和問題,一定會遇到重重障礙。例如,企業的改組,就會發生人員的去留問題;國家機關的改革,相當一部分工作人員要轉做別的工作,有些人就會有意見,等等。”(《鄧小平文選》第142頁)這些都需要我們妥善處理,特別注意不使矛盾激化,甚至轉化為敵我矛盾,造成犯罪,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會秩序,以免妨礙,干擾改革的順利進行。這就是需要肅清政法部門工作中“左”的思想影響和一切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做法,實事求是地處理各種問題。

搞好經濟改革絕不只是經濟部門的事,政法部門絕不是無事可做,而是大有可為,需要我們以改革精神處理好新情況下發生的新問題。老一套的做法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只能貽誤我們的工作。當前特別重要的是要加強經濟立法和行政立法工作,這是在大量人民內部矛盾存在的情形下,解決矛盾的適當方法和途徑。

(《我國憲法和憲法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連載完1,《風雨憲政夢》,明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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