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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3日 星期二

政改倒退 控制社會鎮壓和收買兩者併用

中共對社會極度恐懼和不信任,除了鎮壓之外,無法再面對社會了。

李凡

三、政治改革

極權主義經濟改革在進行的過程中,始終面臨一個問題,即伴隨著經濟改革的進行和社會進步,政治改革是否也需要進行呢?這個爭論貫穿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過程。

從邏輯上推論,政治改革應該和經濟改革配套進行,即便略微晚一些,也應該是基本同步的。而到了我們所講的晚期極權主義階段,政治改革已經是無法迴避的事情了。



就官方而言,鄧小平1980年8月18日的講話,已經提出政治改革問題。鄧提出的廢除幹部終身制、建立任期制等和總結文革教訓有關,也為當時的經濟改革起了支持作用。到了1980年代中後期,當中國的經濟改革全面鋪開後,改革遇到了許多阻力,新的政治改革要求隨即被提出,這就是鄧小平的行政改革(雖然仍用“政治改革”的提法),目的是加強行政效率、減少官僚主義等等。

1986年、1987年中央政改辦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包括加強對政府的監督、完善社會利益表達機制、政府信息公開、推進選舉制度改革、推動社會組織發展、實現司法公正等。這些改革超出了鄧小平提出的改革範圍,但也基本符合鄧提高政府效率的行政改革初衷,是和經濟改革相配套的。但是1989年政治衝突的結果,使得這些改革方案無法真的推行。從此以後,中國的政治改革成了一個大難題。

鄧小平1992年南巡,將行將熄滅的經濟改革之火重新點燃起來,這一次鄧小平接受教訓,再也不提政治改革了。在1989年陰影下重提經濟改革而拒絕政治改革,必然出現兩個結果:一是官員對政府及黨的前景信心喪失,利用權力不撈白不撈的想法盛行,腐敗加劇;二是腐敗蔓延導致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加劇,全國的社會抗爭和反抗都在逐漸加大。這兩者都可以歸結為政治改革的缺位。極權主義執政黨一方面在尋求轉型,找出路,另一方面又在加劇內部矛盾,他們不敢用政治改革的方法來解決內部矛盾,對民間和社會則充滿恐懼。

從現在情況看,國家和社會的矛盾仍然在繼續加大,並沒有緩解的氣氛出現,但同時政府內部的腐敗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救。這樣的問題通過政治改革是有可能找到解決辦法的,但中共不想走這條路,而是用加大社會控制的辦法,試圖壓制社會的不滿,結果反而使國家與社會的矛盾更加激化。共產黨擔心用民主的、法治的辦法將引發更大的衝突,導致專政政體的崩潰。

對於黨內腐敗問題,共產黨決策者一方面恨之入骨,但是又不願意用讓社會介入的辦法解決,例如官員財產公開、社會選舉官員等,仍然是擔心動搖了體制。目前不要提選舉,甚至連最溫和的官員財產公開制度都不敢在中國實行。顯然共產黨對社會已經極度恐懼和不信任,除了鎮壓之外,無法再面對社會了。這就是中國政治體制已經進入極權主義後期的現實,而且在繼續倒退。

1990年代以來,中共也推行了一些政治改革的辦法,大部分辦法其實都是1989年以前由趙紫陽領導的中央政治改革辦公室內部準備的。1990年代開始推行的農村基層選舉,很受社會各界讚揚,也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但這個選舉遇到了來自體制內的阻力。當農民真的要選舉產生能夠代表他們利益的人時,就會和基層政府(縣鄉兩級政府)發生利益上的衝突。這個時候,“基層民主”就無法進行下去了。從1990年代開始的基層選舉不過是曇花一現的政治改革,到如今,這樣的“基層民主”雖然沒有被取消,但已經沒有多少實質意義了。

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目標是要更多的財富、自由,更多的平等和公正,以及更多的民主。這些都是和極權主義體制相衝突的。本世紀以來,由於權益受到傷害和財富的損失,為了維權,中國出現了大規模的自由民權運動,公民參選、公民抗議和示威、公民表達意見的大規模發展雖然也逼迫政府做了些有限的改革,例如某種程度的預算公開、政府信息公開,允許公民有限參與基層公共事務(比方說,社區內的參與),但這樣的改革力度太小,根本無法滿足社會的需要,無法適應當前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需求,也無法平息社會對政府的不滿。因此中國社會內部的矛盾越來越大,國家與社會之間無法對話,也沒有交流。

政府對社會的基本辦法,就是鎮壓和收買兩者併用,控制社會不滿程度,壓制網絡不同意見,打擊律師,但是看不到絲毫進行政治改革的意象。中國政治改革是逐步地在向後倒退,這個趨勢已經進行了好長時間。

(本文作者為北京民間機構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原載《中國戰略分析》創刊號,配圖為編者所加。】

《當今中國最大危險:晚期極權主義》連載5,《中國密報》第51期)

《當今中國最大危險:晚期極權主義》連載5,《中國密報》第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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