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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日 星期日

極權國家的人民就是在謊言和說謊中長大的


毛澤東和斯大林罕見的合影。

張千帆

即便不追問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意識型態破滅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必然歸屬。在教條主義本質上,馬克思主義和儒家教義一脈相傳,但馬克思主義對於極權體制的獨特貢獻是將
社會去道德化。雖然馬克思本人帶有強烈的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是以“科學”面目出現的,其主體是政治經濟學分析而非道德倫理——在一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框架下,馬克思也不屑糾纏於膚淺無聊的道德口號。

至於“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等高大全的宏偉理想,只是共產黨自我設定的宣傳綱領,而非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理論推演出來的邏輯結論。究其本質,馬克思主義是去道德化的宏觀社會學說,因而對於個人的本體存在及其行為方式無從置喙,至多隻能從“歷史發展規律”、“人類終極關懷”等大而無當的概念中拾些牙惠,不僅沒有理論根基,而且因為過於高遠而不可能真正內化為個人行為規範。

當然,馬克思主義也許可以和某個版本的人道主義協調起來。畢竟,馬克思個人的出發點可能是為了資本主義工業經濟所生成的弱勢群體爭取尊嚴、平等和體面待遇。但是他的經濟至上立場使之假設了一個完全空洞的人性,人除了經濟利益之外即一無所有,以至“無產者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將得到整個世界”。這是“消滅一切剝削階級”的無底線暴力革命的倫理基礎:只要我認為你欠了我的錢,我就可以要你的命。一旦人對生命沒有基本敬畏,人和人之間沒有起碼的尊重,無產者為了奪回自己的財產可以革“剝削階級”的命,甚至“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那麼這樣的政權自然也不會尊重任何人的生命和尊嚴,而由此建立起來的社會必然是一個以革命口號為幌子無所不為的無底線社會。

對於一個道德被權力通吃的無底線社會,最有效的統治方式就是警察恐怖。當然,極權統治靠革命起家,而革命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怖。在執政後的“繼續革命”時期,恐怖統治猶如“高壓電”,恐怖到了不可觸碰的地步,但是這種狀態和普遍高漲的革命理想共存。理想退潮之後,恐怖統治方式被常規化了,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性化。“高壓電”逐步減壓為“低壓電”,觸碰權力底線的代價越來越小,人民對國家和領袖的恐懼程度越來越低。雖然大多數人仍然不敢挺身而出,甚至不願面對現實並反思極權統治的正當性,他們也不會真的把革命理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純粹極權必然是短命的瘋狂,停歇之後即進入更為理性的“準極權”或“後極權”(post-totalitarian)狀態;這種狀態之所以維持得更為長久,更多是因為政權能夠進行相對高效的恐怖管理,有效利用國家機器壟斷的暴力來懲罰與威懾各種不安定因素。至此,極權國家已經從理想統治蛻變到恐怖統治。

對於理想退潮的極權國家,極權主義的遺產與其說是正面洗腦,不如說是培養人民說謊的習慣,極權國家的人民就是在謊言和說謊中長大的。儘管人們早已不信極權主義意識型態,卻又被強迫灌輸這些東西並公開承認其真實性與合法性。除了培養缺乏擔當的懦弱個性之外,這種公開表白和心靈震盪還會誇大極權統治的力量並加劇個人對權力的內心恐懼。它會對每個人造成一種幻覺,那就是除了自己之外,似乎所有人都是擁護體制的,以至直到極權崩塌的前夜,不論如何內憂外患、危如累卵,極權統治依然表面上固若金湯、巋然不動。一旦倒塌,由於極權統治生前不允許任何獨立的社會治理組織,甚至不允許探討不同治理模式的言論,整個社會立即陷入一片權力真空和無序,強烈呼喚另一個全能政權取而代之。


反右運動。

《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連載9,《中國密報》第52期,原載《中國戰略分析》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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