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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8日 星期日

脫離威權統治轉型,體制內政治生態至關重要


葉利欽和普京合影。

張千帆

要脫離威權統治,國民需要積極爭取並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而公民行動也需要得到體制內的默許和容忍。這是為什麼對於憲政轉型來說,體制內的政治生態至關重要。從前蘇聯和東歐轉型過程來看,和平轉型需要體制內占主導的改革力量。開明改革力量能夠寬容對待社會的政治改革訴求,並能有效控制軍隊,使之在官民對峙過程中保持中立。以下簡要比較中俄兩國的轉型歷程,進而分析中國憲政轉型的難點。

1.俄羅斯轉型如何可能

眾所周知,戈爾巴喬夫1985年上台之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1988年6月,在蘇共中央第19次代表會議上,他首次提出“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概念,實質內容是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權制度”,實現社會公正。隨後他進一步提出:“黨的地位不應依靠憲法來強行合法化”,“蘇共要嚴格限制在民主程序範圍內”爭取執政地位。1989年春天,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第一次實行了人大代表的部分差額直接選舉,由電視和無線電現場直播,並出現了助選的刊物、集會和電視辯論等新事物。通過民主選舉,20%的非黨人士獲得了勝利,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和在黨內受排擠的葉利欽和都成功當選;一些蘇共領導人則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因未能獲得50%以上的選票而落選。由此可見,早在1980年代後期,蘇共進行的政治改革就遙遙領先於中國大陸,而初期的政治改革為後來政改的進一步深化奠定了基礎。

體制內改革的另一面,是體制外公民社會的成熟。二者是同一塊錢幣的兩面:政府溫和,必然伴隨著公民社會的自由發展;公民社會發達,則政府不可能不民主化。反之,政府高壓,則公民社會很難有發育空間;公民社會羸弱,政府就有從威權走向極權的可能。在所有極權國家,公民社會都很弱小。要告別極權統治,首先需要發展壯大公民力量。

1985年4月,戈爾巴喬夫宣布改革新思維,表明政治反對派受到一定程度的容忍,公民社會迅速成長。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到1991年,公民社會數量占31%。1992年之後,增加到總數的57%,其中80%的婦女組織是在蘇聯解體之後建立的。公民社會大都建立在莫斯科、聖彼得堡等大城市,極權垮台之後才在邊緣地區發展起來。轉型時期公民社會的發展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985-89年,大城市出現了獨立政治團體及其示威集體行動。二是從蘇維埃人民大會的第一次選舉到1990年1月的全國和地方蘇維埃的選舉,遊行示威活動達到高潮。三是從1990年3月開始,刪除了蘇維埃憲法第6條對蘇共地位的壟斷,到1991年3月對俄羅斯統一的公決和6月的總統大選,公民社會獲得制度化,街頭抗議顯著減少。

縱觀蘇聯政改的成功,有戈爾巴喬夫這樣年輕有為的領導人主政固然是關鍵原因。和中國政治相比,蘇聯政治似乎很少遭遇“太上皇”的“垂簾聽政”。在位的領導人享有實權,可以直截了當實施自己的措施,較少受到黨內元老的牽制干預。另外,蘇聯的政治改革先於經濟改革,蘇共中層和基層幹部還沒有嘗到權錢交易的甜頭。他們顯然不願意放棄特權,但是還沒有充分看到壟斷權力所可能帶來的巨大既得利益,因而不會不惜一切阻礙政治改革。總的來說,蘇共和中共一樣都處於相對“蒙昧”的八十年代,區別在於蘇共在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人的領導下進入了政改的良性循環,中共則在黨內元老扼殺政改之後全面趨於保守。

《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連載14,《中國密報》第52期,原載《中國戰略分析》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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