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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6日 星期五

打破極權統治的動力在個人恢復正常人性


中共雇用五毛黨來控制言論自由。

張千帆

即便在體制內,新極權要回到舊極權“一個領袖”的年代,同樣難上加難。雖然恐怖治國不僅被用來整治民間力量,而且也可以被“老大”用來整治黨內政治力量,但是這種權力的運用不僅要求“老大”掌握人事、黨紀、警察、司法等方面的實權,而且也要求他具備顯著的功績以及在此基礎上積累起來的威望。如果沒有後者,上下級之間純粹是一種雙方心知肚明的利益交換,那麼除非“老大”掌握巨量資源作為誘惑或祕密警察的絕對忠誠作為威懾,利益關係是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的。

下級的表面恭順遠不是無條件的,條件是上級能夠滿足其對職位和利益的期望。一旦這個條件得不到滿足,下級不是消極怠工,就是公開退出乃至叛逆。當體制搜刮來的資源可供體制內部分配的時候,體制會一致對外、集體分贓,但是如果分贓明顯不均或資源不夠分配,那麼體制內部即出現了裂痕。當然,“反腐”可以一舉兩得,既騰出一定的職位供重新分配,又能換取新任命人員的忠誠並對整個官僚體系產生威懾。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曾經用這一手段,穩固自己在黨內說一不二的地位,但是很難說這種手段今天仍然能屢試不爽。事實上,沒有功績和威望作為底牌,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來源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這裡需要一個政治行為的心理學分析:如果各級執政者明知統治並沒有道德合法性,因而統治最終是依靠國家暴力及其製造的恐懼維持著,恐怖治國作為純粹的自利策略能否持續下去?如果可能,它需要什麼樣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究竟能持續多久?不論在我們看起來是否正當,政治合法性被公認為可持續統治的社會心理基礎。如果合法性資源變得非常稀薄,單靠威逼利誘的統治能走多遠?

當然,經過極權浩劫之後,體制內外的道德資源也十分稀薄,多數人並未擺脫“北京鴨”狀態,缺乏公開反抗的道德動力和勇氣,仍然適合集體奴役的極權統治。但畢竟,人不只是“北京鴨”。不可否認,任何人都是有個性的,不論我們是否認同他們的行為方式。雖然體制內的不滿者不敢公開反叛,但陽奉陰違、消極怠工甚至故意“挖坑”卻是他們的“長項”。不用多久,“老大”為了獲得統治層的支持,而不得不放下至高無上的姿態,和其它派系妥協與結盟,形成相對真實的“集體領導”。到了這一步,新極權基本上回到威權1.0版的原形。

在終極意義上,打破極權統治的動力還在於深受極權之苦的個人恢復正常人性,聽從人性內在的道德呼喚,做一個有良知、有尊嚴、有擔當的公民。當極權統治開始鬆動之後,爭取自由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小,勇敢直立的公民越來越多。隨著極權主義神話被不斷解構,越來越多的人會認識真相和極權體制的反人性,並把憲政民主作為共識與常識,鎮壓不同思想與言論的合法性則越來越小、成本越來越高。

當體制外的力量成長到一定規模,體制內的開明派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遲早會和體制外結盟。所謂的“開明派”並不是為國為民、大公無私的“活雷鋒”,而是明智地認識到憲政民主不僅是國家根本利益所在,對於自己也是相對安全可靠的出路。到了這個階段,憲政轉型即將進入起飛階段。

憲政轉型的動力與阻力

極權主義從威權3.0版蛻變到1.0版,而要從普通的威權體制向憲政民主轉變,只是增加個人“阻抗”是遠不夠的。“權力零阻抗”的純粹極權體制固然風光不再,個人對於公權侵犯具備一定的反抗能力,但分散孤立的個體畢竟是弱小的,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前微不足道。雖然極權主義意識型態已經基本失效,但是傳統威權的一黨專制與恐怖治國手段依舊,極大制約了社會自主與自治。如果沒有導致內亂外困的突發事件,威權統治者自身也不犯重大錯誤,對民間力量分化瓦解,有效抑制了反對力量的生長,並頑固拒絕政治改革,那麼這種“開明專制”可能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威權統治之所以能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維持穩固,是因為一方面,和純粹的極權統治不同,一般意義的威權不僅不那麼反人性,還有效利用了人性共同的弱點;另一方面,從極權到威權的退化過程只需要人性的自然釋放,而不需要太多積極行動。只要國民不再相信極權製造的謊言,不再崇拜極權領袖的偶像,不再主動參與極權國家組織的各種政治運動,極權體制即已基本退化到威權1.0版。

然而,要進一步增強個體對公權侵犯的“阻抗”,甚至組織起來公開顯示自己的政治力量,用選票表達自己的集體政治意願,則需要相當的勇氣才能克服威權製造的恐懼感。在政治層面上,威權體制的微觀社會管理和恐懼製造機制依然存在。能否克服這種恐懼,取決於公民力量和威權力量的對比。如果威權統治者鐵了心要血腥鎮壓任何抗議,而且確實有效控制了軍隊和警察,那麼期待公民流血抗爭是不現實的。

《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連載13,《中國密報》第52期,原載《中國戰略分析》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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