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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2日 星期四

文革是毛澤東修復受到威脅的黨內極權秩序


趙紫陽因六四而黯然下台。

張千帆

2.“文革”之後的中國走向

回到中國,1942年“延安整風”之後,中共黨內基本確立了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至高無上地位。1949年執政後,這種模式被複製到全國。短短幾年之間,“一種信仰、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權力零阻抗”狀態已然形成並確立。以1954年憲法為標誌,毛澤東的個人權
威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當然,在表面上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國家,這種權威永遠不是絕對不可挑戰的。即便沒有來自外部的實質性挑戰,領袖個人也會不斷感到合法性危機,需要不斷製造政績來維護自己的合法統治神話。

因此,就有了1958年的“大躍進”及其災難性後果——“三年自然災害”。“大饑荒”使得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受到公然挑戰,而這是他絕不能接受的。不論劉少奇等人是否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毛澤東都有從未有過的危機感。1966年發動的“文革”固然可能有多種動因,但歸根結底,“文革”的實質是毛澤東利用群眾如癡如狂的領袖崇拜摧毀黨內的政治對手。換言之,“文革”並非極權主義的巔峰;恰好相反,它是極權體制的內部危機。“文革”之所以發生,就是毛澤東要利用尚且完好的極權主義社會資源來修復受到威脅的黨內極權秩序。

1976年毛澤東死後,“文革”終結,極權體制發生鬆動,很快進入“後極權”階段,之後的過程眾所周知,無需贅述。總的來說,中國改革的前期進程比前蘇聯迅猛得多,以至剛進行了十餘年,就發生了官民之間的激烈對抗。雖然毛澤東已不在人世,但是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第一代“革命元老”均還健在,並活躍在政治舞台上。1978年之後的改革就是在這種政治環境下開始的。

到1989年,雖然元老們已退居二線,進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但是其實際政治影響力還在。在這個時候,黨內改革派就不得不和保守派攤牌,顯然過於倉促,老人們幾乎毫無懸念地扼殺了政治改革的社會訴求,並通過黨內集權鞏固其控制能力。一代人過去,黨內迄今沒有再現政治改革的跡象。相反,1992年鄧小平“南巡”重啟經濟改革之後,官員尋租成為中共“黨內契約”,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成為政治改革的致命障礙。此後,政治改革喪失了道德資源。雖然意識型態依然甚囂塵上,但早已淪落為自欺欺人的幌子,中國官場已經徹底犬儒化。在官員眼裡,利益就是一切,而維持執政就是最大的利益。

相比之下,蘇共啟動政治改革,已是執政近七十年之後,過了兩三代人的時間,極權體制進入垂暮之年。畢竟,“十月革命”勝利比中國早了30多年,第一代領導人斯大林1954年就去“見馬克思”了,其後發生過多起撥亂反正。從1954到1984,雖然蘇聯國內政治自由受到嚴酷壓制,體制內的權力傾軋一如既往,經濟發展停滯不前,但是這也意味著極權主義政治資源在這三十年中被消耗殆盡。也正因為經濟改革缺位,既得利益群體相對弱小;雖然領導幹部享受一定的特權,但是得到好處的黨員幹部畢竟不多,改革對於他們來說並沒有太多可失去的利益。相反,執政黨的意識型態色彩較濃,絕大多數基層黨員比較“純樸”廉潔,改革話語享有一定的道德優勢。

到1985年,當蘇聯僥倖遇到一位“明君”的時候,政治改革就在沒有太大阻力的情況下順理成章進行下去。由此可見,蘇聯轉型之所以成功,而中國轉型之所以失敗,根本原因還在於蘇聯改革的體制內阻力更小。假如胡耀邦或趙紫陽在2009年或哪怕是鄧小平、陳雲等老人相繼去世後的1999年上台,體制內開明與保守力量的對比無疑會大不一樣。

從1989至今,中國政治基本上膠著於“後極權”模式,處於威權1.0與3.0版之間的某一個地帶,不妨稱之為“威權2.0版”。一方面,經濟改革不僅極大改善了人民的物質生活,而且由此帶來經濟、人身、思想、表達等各個方面的自由化。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人民可以說有了事實上的言論自由;儘管言論自由並未獲得憲法上的制度保障,其事實存在表明個體抗拒國家侵權的“阻抗”已經大大增加。以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為標誌,網絡言論已進入公共領域,並在某些情況下強大到足以推動整個國家的制度改革。

最近發生的“雷陽事件”、湖北與江蘇等地的高考家長抗議“減招”等中產階級維權行動,可以算是“孫志剛模式”的最新註腳。另一方面,人民仍然無法改變國家,無權決定影響其日常生活的法律、政策和資源流向,也無法保護其生存權和財產權不受龐大既得利益權貴集團的侵犯。事實上,後極權國家本身通過經濟增長極大鞏固了執政合法性,因而有能力投入更多資源維持極權秩序。從互聯網“防火牆”到網絡監控員和“水軍”“五毛”,從“朝陽區群眾”到不斷升級的各地維穩力量,國家微觀社會控制力量空前強大。

《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連載15,《中國密報》第52期,原載《中國戰略分析》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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