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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3日 星期五

極權轉型本來就難,中國轉型更難


鄧小平鎮壓六四是錯誤的決定。

張千帆

事實上,後極權國家本身通過經濟增長極大鞏固了執政合法性,因而有能力投入更多資源維持極權秩序。從互聯網“防火牆”到網絡監控員和“水軍”“五毛”,從“朝陽區群眾”到不斷升級的各地維穩力量,國家微觀社會控制力量空前強大。在這個意義上,“後極權”與“新極權”往往只是程度之別,二者其實都在不斷維持、修復、強化既有的極權體制。


近幾年,中國在黨政集權、紀檢反腐、輿論管控等方面被認為呈現新極權趨向。雖然這些措施不可能使中國回到毛時代,但是公民社會的力量受到進一步分化與削弱,政治轉型依然欠缺足夠的動力與壓力。如果沒有重大突發事件或持續的系統性因素改變國家與社會的力量對比,中國將繼續游離於威權2.0版附近。

極權主義是一個超級利維坦。建造這個“巨無霸”很難,而一旦建成並讓它跑起來,即帶有巨大的慣性,也很難讓它停下來。或許,時間是惟一有效的減速器。等它慢慢疲勞了,原始部件一個個壞掉,才有可能出現轉機。當然,如果它差一點栽個跟頭,也不排除其自我反思、自我修復的可能性。等到它修復、更新乃至強化了身上的某些部件,並繼續運轉下去,還能延長極權的壽命。極權轉型本來就難,中國轉型更難,因為它不僅有兩千多年絕對主義皇權傳統,而且規模龐大,可供政權調配和利用的資源很多。

和北朝鮮之類的小國相比,大國維持極權要困難得多,因為任何一個地方都可能打破“權力零阻抗”狀態,維持“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成本和挑戰要比小國大得多。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北朝鮮仍然維持著極權統治,而中國自1978年之後就在某些地方突破帶動下走向全國範圍的改革開放。然而,一旦進入威權2.0體制,大國無論在國內維穩還是國際抗壓能力方面都具有顯著優勢。在後極權狀態下,威權力量是天然組織化和中央化的,維權力量則必然是分散、零星、個體性的,很容易被各個擊破。

因此,中國轉型不僅是一個世紀命題,而且也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文化、規模、體制慣性都決定了中國是轉型難度最大的國家,轉型失敗本不足為奇。但是從本文的分析看,中國轉型顯然並非不可能成功。從歷史上看,中國極權體制的形成,絕對主義傳統固然難辭其咎,但兩次大戰之間世界法西斯化和日本入侵等國際因素亦不可忽視。今天,國際形勢已經發生根本逆轉,自由民主早已成為主流國際共識,並和經濟繁榮與國家強盛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聯繫。

雖然自由民主理念的滲透尚不足以改變體制本身,中國的規模、體量和相對成功的經濟發展也使之有能力將自身隔離於外部壓力,但是中國的國內改革至少得以在一個和平友善的外部環境中發生。過去三十多年,我們已經從登峰造極的威權3.0版走到2.0版甚至更遠。今後的路雖然也很難走,但是假以天時地利,加上我們這一代人爭氣,沒有理由走不出極權的魔咒。歸根結底,戰勝極權的鑰匙在我們自己手中,極權體制能否存續最終取決於公民力量是否足夠強大。對於我們來說,中國轉型既是一個艱難的政治使命,也是對自己勇氣、智慧和人性潛力的真實考驗,更是我們將這三十多年來積累的知識和資源經世致用、建功立業的難得機會。(《中國戰略分析》2016年創刊號)

《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連載完,《中國密報》第52期,原載《中國戰略分析》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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