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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5日 星期四

現實又有意義的改革:改變權力過分集中

于浩成

新憲法是大家公認的我國最好的一部憲法,必將成為長期穩定的,有極大權威性的治國安邦的總章程。

新憲法之所以為“新”,不僅由於它是新近頒布的。這個“新”字還有破舊立新,即撥亂反正的一層重要含義。新憲法是在批判和揚棄了一九七五年憲法和一九七八年憲法的“左”的錯誤,繼承一九五四年憲法的精神並在其基礎上加以重大發展而產生的。

新憲法之所以被認為我國迄今最好的一部憲法,是由於它完全適合國家和人民的需要,代表了人民的願望和根本利益。當前我國人民的迫切需要和根本利益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但是四個現代化與政治民主化是分不開的。建國三十多年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的慘痛教訓告訴我們,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1981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建國以來沒有重視這一任務,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是一個沉痛教訓……。必須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完善國家的憲法和法律並使之成為任何人都必須嚴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社會主義社會裡的各種制度必須不斷加以改革和完善。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政治制度是否完善與經濟發展的快慢大有關係,它可以延緩、阻礙或促進、加速經濟的發展。

胡耀邦同志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都要靠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來保證和支持。”而“社會主義民主的建設”又“必須同社會主義法制的建設緊密地結合起來,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這就是說:民主是法制的基礎,法制是民主的保障。憲法,一般說,就是人民把自己爭得的民主用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憲政促進會上的演說中說:“憲政是什麼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毛澤東選集》第2卷,1952年版,第704頁)“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後,頒布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毛澤東選集》第2卷,1952年版,第707頁)我們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證明,黨和人民一起在推翻反動統治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以後還必須不斷改善它。這也就是為什麼有必要修改一九七八年憲法,制定這部新憲法的重要原因。

我們的體制改革,早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已經開始了。從那以後,黨中央高瞻遠矚,不斷地提出既有迫切現實性又有深遠意義的改革。例如改變權力過分集中;改變領導幹部實際上存在的任職的終身制;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擴大人民的民主權利,反對特權、特殊化、官僚主義現象等等。這次公布的新憲法實際上不但是我國幾十年來革命和建設經驗的結晶,而且也是對近幾年來我國在黨的領導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法制建設,進行一系列改革,實現政治民主化的偉大勝利成果的總結。

與上述許多改革相聯繫的做為政治民主化的重大成果之一,即以法治國的重要原則也得到確認,並且在新憲法中確立下來了。新憲法在序言中明確宣告:“本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這清楚地說明我們的任何活動必須以憲法為準則,即以法治國。毛澤東同志說過:“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用憲法這樣一個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使全國人民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和正確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國人民的積極性。”(《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29頁)新憲法公布後,人們一致公認它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

新憲法明確了“以法治國”的重要原則,充分肯定“法治”,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具有撥亂反正的重大意義。事情很明顯,如果實行“法治”,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十分健全和完備,能夠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話,十年動亂中那種無法無天的混亂現象,莊嚴的憲法被踐踏成為一張廢紙,連依法選出的國家主席也被任意廢黜,凌辱迫害致死的駭人聽聞的種種暴行是不可能發生的。同樣,諸如“權大於法”,“以權壓法”、“以言代法”、“有法不依”、漠視法制、輕視法律的作用,以及一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家長制、一言堂、個人專斷、個人崇拜等等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的現象,也是可以避免的。但由於種種歷史原因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歷史的慘痛教訓告訴我們: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並使之具有極大權威。因此,從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一再強調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方針,直到這次在全國五屆人大五次會議上通過新憲法,所有這一切都是撥亂反正的結果,即批判和糾正“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極“左”路線以及五十年代後期黨在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的結果,也是使國家民主化,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大成就。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與此同時,中央領導同志在講到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時也指出:必須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新憲法確立了在黨領導下以法治國的重要原則》連載1,《風雨憲政夢》,明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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