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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4日 星期二

鄧小平對文革的態度是曖昧迴避

王海光

【《大事件》编者按:本文为作者向2016年6月在美国加州举行的文革50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後收入《文革五十年:毛泽东的遗産和当代中国》(明镜出版社)。本刊经授权转载於下。原文注释,因故删略。】

邓小平的态度是回避

真理标准大讨论兴起之後,打破了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限制,体制内外要求澄清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功过是非的声音十分强烈,并首先在党内高层提出来了。1978年11月,以陈云为首的一批党内元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动发难,提出了历史人物和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要求中央澄清这些问题,突破了原有议题。出席者群情激愤,揭露了文革的一些重大的冤假错案,中央决定给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讲话说:这个会议向後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解决遗留问题,时间不要长。粗一点不要紧。完全满意不可能。他要大家不要纠缠历史旧帐,要向前看,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关於文革的问题,邓小平的态度是回避:“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现在也要回避”,“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乾脆利落地解决”,“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这是“宜粗不宜细”的滥觞所出。

简而言之,当时邓小平对文革问题的处理,采取的是一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态度:不纠缠,不争论,向前看,绕着走,把全党的注意力集中到搞建设上来。在文革後百废待兴、人心扶摇的时期,邓小平采取的回避策略也有一定道理。

第二阶段:文革史研究的起步阶段。

文革史研究的起步,是伴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而发展起来的。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央高层权力的转移,处理了文革的“一月夺权”、“七二〇事件”等一些重大事件,但中共高层并不想继续探讨文革问题,而是把它作为不要纠缠的“遗留问题”,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全会公报说:对於文革“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然而,在三中全会後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要讨论当前重大理论问题,文革是绕不开的。邓小平说文革可以讨论。於是,文革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涉及到文革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以及毛泽东的责任和体制原因等各个方面。出席者的很多批评是相当严厉的。如说文革是一场空前严重的封建专制主义复辟,文革的继续革命理论是错误的,批判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评论毛泽东晚年错误和功过是非,对毛泽东思想重新认识等问题。同时,在社会上,谴责文革和“非毛”声音鹊起。以西单民主墙为代表,发表了许多激烈抨击毛泽东的言论。

对文革的否定是与批判毛泽东晚年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要对文革进行拨乱反正,不能不触及到毛泽东的评价问题。理论务虚会对毛泽东错误的激烈批评,引起了邓小平等人的担忧。1979年3月31日,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止了会议对文革教训的深入讨论。随後,西单民主墙被取消。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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