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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8日 星期三

于浩成:中國制定法律, 卻沒有應有權威

于浩成

憲法修改草案已由全國人大常委公布, 交付全民討論。這一草案已經是我國建立以來的第四部憲法了。第一部憲法即一九五四年憲法是比較符合我國當時的實際情況和人民的普遍願望的, 是大家公認的一部憲法。這次公布的憲法修改草案實際上是一九五四年憲法的繼承和發展。這一情況, 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主要指導思想(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現代化的經濟建設, 與此相適應, 必須大力加強社會義民生, 健全社會主義法制) 上重新肯定黨的八大決議並根據新的情況加以發展是一致的。

這裡應該指出的是一九五四年憲法儘管具有上述許多優點, 確實是一部好憲法, 但它卻有一個致命的缺陷, 這就是缺乏應有的權威。這一點同我們黨和國家在過去二十多年中走過的一條“ 之” 字形彎路是大有關係的, 在我們今天討論修改憲法的時候, 這一重大教訓是必須汲取而不能有意迴避或等閒視之的。

黨的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總結十年動亂的歷史教訓時指出: “ 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 ⋯ ⋯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 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生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生加以制度化, 法律化, 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 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 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 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 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 的發動和發展。”

 這些話說的多麼深刻而中肯啊! “雖然制定了法律, 卻沒有應有的權威。”一九五四年憲法在制定以後的遭遇不恰恰是這種情況嗎?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尚且如此, 其它法律就更不在話下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空前浩劫雖然發生在六十年代中期, 但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早有萌芽了。在反右派鬥爭中, 一些明文載入憲法的規定和原則被指責為資產階級法律觀點受到公開地批判。

例如一九五四年憲法第八十五條: “中華人足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七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於國務院所屬各部門、地方各級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 行使檢察權。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 依照法律規定的範圍行使檢察權”以及第八十三條:“ 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獨立行使職權, 不受地方國家機關的干涉”等條款都被作為資產階級右派觀點受到了錯誤批判。

在堅持這些正確憲法原則的工作人員中有不少人反而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受到了錯誤處理。這種公然的違憲行為既然得以“革命” 的名義暢通無阻, 那麼還有什麼憲法的權威可言呢?這就難怪在“丈化大革命”中莊嚴的憲法被踐踏成為一張廢紙了。連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同志的人身自由都毫無保障, 任意遭到侵犯, 直到被違法關押, 迫害致死, 其他一般幹部和普通群眾就更等而下之了。

請看下面兩段歷史事實:

一九六六年人月, 林彪在天安門講話, 大喊大叫:“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煽動青年學生“ 殺向社會” , 大搞打、砸、搶、抄、抓。頓時許多無辜者遭此不幸。劉少奇的兩個孩子也跟著去抄過家, 回去後還對父親津津樂道。那時少奇同志已經“ 靠邊站”,但仍關心事態的發展。一次,他拿出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把子女叫到身邊, 嚴肅地說:“你們破四舊, 我不反對。但不能去抄家、打人,這是違背憲法的。我是國家主席, 制定憲法的報告是我做的, 我必須對憲法負責。許多民主人士, 跟我們黨合作了幾十年, 是我們多年統戰工作的重要成果, 來之不易呀! 不能使它毀於一旦。”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 江青夥同康生, 親自策劃在中南海院內大規模批鬥劉少奇,並派了兩個身分特殊的“中央文革特派員” 親臨督戰, 狂暴地進行人身侮辱。批鬥後,劉少奇被押回自己辦公室, 已經極度疲倦, 但他仍然用顫抖的雙手取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義正辭嚴地抗議道: 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 這無關緊要, 但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要審判, 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 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 為什麼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 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少奇同志捍衛憲法的這一段講話真是擲地可作金石聲。我們必須牢記這一血的教訓, 絕不能再讓這種破壞憲法, 侵犯國家尊嚴和公民人身自由權利的暴行重演。

(《一個極其重要的建議—關於憲法實施的保障問題》連載1,《風雨憲政夢》,明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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