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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9日 星期日

公民不致以言獲罪這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




















于浩成

“言者無罪”

  能否真正做到“言者無罪”,即公民不致以言獲罪,這是有無真正的言論自由,我國人民是否真正享有民主權利的一個重大問題。黨和人民的好女兒、優秀共產黨員張志新同志的大冤案被平反昭雪,她生前慘遭殘酷迫害的駭人聽聞的事實公諸於世以後,這個問題更加成為國內外都極為關切的一個十分尖銳、突出的問題擺在全國人民面前。



  一

  我國一九五四年、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八年憲法都載有關於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的條款。但是實際生活表明,這些條款長期以來仍然還只是人們奮鬥的目標,而非已經取得的權利。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中一下子劃了大批右派,與地富反壞並列,成為人民的敵人。他們之中絕大部分都是以言獲罪的,不但“動刀動槍”、搞行動破壞的很少,甚至“動手動腳”的也不多,因為那時還沒有搞什麼“打、砸、搶”或“武鬥”。後來,李建彤同志由於寫了小說《劉志丹》,吳晗同志由於寫了劇本《海瑞罷官》,以及鄧拓等同志由於寫了雜文集《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等,因而受到林彪、江青之流的殘酷迫害, 更是現代文字獄的著名案例。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這樣的事例就更多,已經到了不勝枚舉的程度。在數量眾多的冤、假、錯案之中僅僅由於說錯話, 向黨交心,甚至只不過在日記中寫下一些“違礙”詞句而獲罪的案件,占了很大的比例。除了寧夏幾位青年由於組織“共產主義自修大學”被逮捕判刑 (其中三人被處死以外) ,一九七O 年在首都北京還發生過槍決一位青年的事件。這位青年原是上海人民機器廠學徒工,在一九六五年批判《海瑞罷官》時在《文匯報》發表過反駁姚文元的文章,又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在小報上發表過《出身論)(用“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筆名。這是一篇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文章,但被戚本禹說成是“大毒草”) ,以致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被捕,一九七O 年三月五日在工人體育館審判,慘遭處決。

  以上情況說明我國確實有過不少因思想而獲罪的人。其實,“言者有罪”還不是從反右派鬥爭才開始的,早在一九五五年就發生過運用專政手段處理思想領域中的問題的先例。特別是在反右派鬥爭以後, 憲法上有關言論自由的條款早已成為一紙空文。有人說: 如果多次的政治運動已經把黨員和知識分子的嘴都給堵上了,那麼,文化大革命是林彪、“四人幫”把全體人民的嘴都堵上了。人們把天安門事件和“四五運動”稱為“於無聲處聽驚雷”,實在是非常確切的。

  二

  應該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言者有罪”竟然還以合法的形式, 即作為法律規定的形式出現了。主管政法的那個負責人,秉承林彪、江青等人的旨意,先是到處販賣什麼“對無產階級司令部不許有一個字的損害”之類的謬論,後來就又助封為虐,製造了一個通稱為“公安六條”的文件,即《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盜用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公布。其中第二條規定:凡攻擊一、兩個領導人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 應當依法懲辦”。後來這一規定又擴大到當時所謂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只要對它稍有不滿,都可論罪。這就是所謂“惡毒攻擊罪” 的起源。

在這份文件中雖然沒有“惡毒”一詞,但在林彪、“四人幫”煽起個人迷信狂熱的壓力下,有一些判案人為了表示自己的“無限忠誠”,在判決書上往往寫上“作案人” 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及其親密戰友,因此後來人們通稱這類案件為“惡毒攻擊”(簡稱“惡攻”)案件。這就為林彪、“四人幫”一稗以“惡攻”這頂大帽子壓人、整人、害人的罪惡行徑大開方便之門, 造成了大批冤、假、錯案, 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後果。誰要是稍微對他們的倒行逆施表示一點不滿, 稍許發一些牢騷之類, 就會引起絕大的麻煩, 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在這種重壓之下,人們只好“三緘其口”了, 憲法上明文規定的“言論自由”,哪裡還有絲毫的蹤影呢!“於無聲處”原是魯迅用來形容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那種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的, 誰知卻在解放了二十多年以後的新中國重又出現!

  應該指出: 這個《公安六條》文件本身就是非法的。正像有的同志己指出的, 這是立法者擅自立法以保護自己! 一九五四年《憲法》明文規定, 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才有權立法, 因此制定和公布《公安六條》的事實本身就是蔑視法律、踐踏憲法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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