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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0日 星期二

于浩成:領導幹部實際上認為法律可有可無

于浩成

三中全會公報和領導同志上述講話再也清楚不過地表明,我們要的是“法治”。

1980年8月中央領導同志在講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時再一次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顯然,這裡說的實際上也是要加強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新憲法正是根據法律和制度較之任何個人的決定更帶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一特點確立了以法治國的重要原則的。由於當前我們還有相當數量的幹部和群眾,包括一些負責幹部,法制觀念不強,因此,確立這一原則對於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長期以來在一部分人當中養成了一種習慣,他們往往有法不依,有些事明明法律、法規、章程、制度、條例等等早有規定,但他們卻不理會,遇事總要一、二把手拍板,點頭批準才算數。習慣成自然,似乎只有這樣才保險,不致犯錯誤,只有這樣做才算尊重領導、組織紀律性強。相反的,有法必依,照章辦事卻成了目無領導,組織紀律性不強。這當然是顛倒了是非。

有些幹部,甚至領導幹部習慣於把“領導”簡單地看成是有權發號施令,不大懂得依法辦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們實際上認為法律是可有可無的,處理問題更多地是憑上面的一句話而不是依照法律的規定。他們往往以“特殊人物”自居,認為法律只是管老百姓的,對於他們則根本不適用。這樣一些情況,正像胡耀邦同志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所說的那樣:“現在的問題是,不但有相當數量的群眾,而且有相當數量的黨員,包括一些負責幹部,對法制建設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像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已經制定的法律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遵守和執行。這種狀況必須加以堅決改變。”

造成這種狀況,即相當數量的幹部和群眾法制觀念薄弱,有以下原因:

一、我國兩千多年以來一直是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缺乏民主和法治的傳統。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人們的頭腦中不能不打上很深的烙印,它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不是很容易肅清的。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

二、這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我們歷史上多次強調集中統一,強調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這在戰爭時期是非常必要的,在全國解放進入和平建設時期以後,毛澤東同志也曾指出要適當要權,要允許下面有一定的自主權。可惜的是這一正確方針沒有能夠貫徹。而過去戰爭時期習慣的那一套卻延續下來,成為習慣了。

三、我們主要是靠長期刑法鬥爭贏得人民革命勝利,取得全國政權的。舊政權的法律完全是鎮壓人民革命鬥爭,維持其反動統治的,與人民群眾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因而人們對之十分痛恨和憎惡。我們在“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大進軍中也響亮地提出了“廢除偽憲法”、“廢除偽法統”的口號,並將這兩條列入了與國民黨政府談判的先決條件。全國解放以後,我們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而不能簡單地利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一原理,在1949年2月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廢除國民黨政府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這是完全正確的。不破不立,破也是為了立。

由於我們在建國初期不可能立即制定完備的法律,更多地靠政策辦事,靠黨的指示辦事,靠黨和政府直接發動群眾搞政治運動。這在當時,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有一些幹部和群眾,由此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認為法律似乎可有可無,甚至引證列寧下面的話來為自己不要法律的觀點進行辯解:“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選集》第3卷,第623頁)當然這是一種誤解。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中確實反覆講過這樣的意思,但列寧這裡所說的法律是指資產階級舊政權制定的舊法律,絕不是說無產政權不需要制定自己的法律並受它的制約。事實上,列寧本人就明確說過要“創造新的革命的法律”、“創立新法制”,並堅決反對“有人把革命暴力和專政用來違法亂紀”。

“吃一塹,長一智”。黨和人民在十年內亂中飽嘗了民主受到壓制,法制遭到破壞的苦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是總結了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教訓,才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一重大方針的。

(《新憲法確立了在黨領導下以法治國的重要原則》連載2,《風雨憲政夢》,明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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