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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8日 星期二

于浩成:仍有一些人認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不能批評

于浩成

“惡毒攻擊”作為一種罪名, 在粉碎“四人幫”以後並沒有立即廢除,有些文件做了類似的規定,只是保護對像改了。如有個文件說:前一個時候,在一些地方,出現了“攻擊和誣衊”中央領導同志的大標語、大字報,還有一些“謠言”,政治上十分“反動”,“惡毒攻擊”一些已經去世的和現在的中央領導同志,這是“國內外階級敵人在新的形勢下向我們黨進攻的一種手段”,並提出堅決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對這類大字報和“政治謠言”要由公安都門進行“追查”。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 中共中央的一個文件中才提出:要嚴格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不要輕易給人戴上“惡毒攻擊”的帽子,動以刑罰。公安部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寫了報告給中央建議,並經中央同意於二月十九日通知全國公安機關撤銷“公安六條”。

但是,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由於林彪、“四人幫”出於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目的,一貫拉大旗做虎皮,借高舉以營私,極力把領袖“神化”、“偶像化”,製造現代迷信,置種種禁區, 禁錮人們的頭腦,不少人思想僵化或半僵化,思想很不解放,聽慣了什麼“堅決保衛”、“誓死捍衛”之類的極左高調(他們實際上認為公安人員的首要任務不是保衛人民,而是保衛少數領導人),致使這些“惡毒攻擊”案件的糾正、平反和昭雪,在“四人幫”被粉碎兩年以後, 仍然遇到不少的阻力。目前仍有一些人實際上還是認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是不能批評的。人民對自己的領導人有選舉和罷免的權利,難道就沒有批評的權利· 評論領導人的功過正是民主, 即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題中應有之義, 不但不是犯罪行為, 而且說不上是什麼過錯。

為什麼雖然一再宣布“三不主義”, 即不抓辮子, 不扣帽子, 不打棍子, 而不少人仍然心有餘悸, 不敢暢所欲言呢?為什麼我國封建社會流傳下來的一些格言、俗語, 如“禍從口出”、“話到舌邊留半句”、“是非只為多開口” 等等, 直到今天還成為不少人的座右銘呢?根本原因是“言者無罪”這一條還不能真正得到法律的保障。而沒有言論自由, 也就不能真正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紀律又有自由, 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 生動活潑的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藝術自由等等就都成了空中樓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的方針也就無法真正貫徹了。有些同志主張言論自由, 但又加上種種限制, 例如說藝術民主首先是政治民主問題, 文藝民主除了藝術形式、風格、流派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外, 主要還在從藝術作品和思想內容方面要允許作者發表自己的政治觀點, 但是又說, 只要不違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原則, 不違背人民意願的各種見解都應該允許。這就使人非常難辦。一個人在發表自己的政治觀點以前, 當然是經過考慮的。你認為並不“違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和人民意願”, 但人家說你違背了,怎麼辦呢?要求人們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和運用得很好才有資格發表自己的見解, 那還有什麼言論自由可說呢?有些同志在講了雙百方針以後馬上聲明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這都是心有餘悸的表現, 也是言論自由還沒有真正受到法律保護的必然結果。

    三

    在社會主義的中國, 是否以言獲罪, 即人們發表言論治不治罪, 這是犯罪構成所要研究的一個重大而現實的問題。回顧過去二十多年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在法律上應該把人們的言論和行動嚴格耳別開來, 即只對那些有破壞行動的人治罪, 而對那些有言論無什動的則堅決予以保護, 也就是真正做到“言者無罪”。有人也許會說這是一個新的見解, 其實馬克思早就說過: “ 凡是不以行為本身而以當事人的思想方式作為主要標準的法律, 無非是對非法行為的公開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16 頁)

直到今天為止, 人們議論較多的只是如何分清思想問題、學術問題同政治問題的界限, 善意提出批評同惡意進行攻擊的區別等等,其實這是很難劃分得清楚的, 事實上這些界限連領導機關都劃不清楚,那就很難要求下面基層幹部劃分清楚了。一方面界限不清, 一方面又有人故意破壞。於是,棍淆兩類矛盾,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嚴重惡果就很難避免。

還應該說明, 是否一切言論都絕對自由, 不加禁止呢· 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的; 自由也不是毫無限制的。每個人的自由應以不妨礙別人的自由和不危害整個社會利益為限度。在最近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也規定有誹謗罪、誣陷罪和反革命罪。這是十分正確, 完全必要的。問題在於應根據實際發生的案例加以總結, 使法律條文更加具體和明確。例如, 究竟怎樣才算是“以反革命為目的進行煽動”?如何劃分發表各種政見、思想觀點、學術理論的言論同反革命挑撥、煽動的界限呢?如果任意解釋,很可能同“ 惡毒攻擊”又混淆不清了。比如說, 有人張貼大字報,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評論現在和過去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功過, 是否應該允許呢?做到“兩個堅決”,即一方面堅決發揚民主,一方面堅決維護法制; 一方面要允許和保護髮表各種政見、思想觀點和學術理論的自由, 一方面要禁止和查究誹謗、誣陷、人身攻擊、煽動鬧事的行為。

在這方面, 確實有一些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迫切需要解決。過去我們往往只憑一些原則性的、往往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或命題( 所謂政策或精神) 辦事, 缺乏明確而具體的法律條文, 在這方面吃的虧是不小的。例如“只許規規矩矩, 不許亂說亂動”,怎樣才算“亂說亂動”?又如“不給反革命分子以言論自由”, 如果一個人已定性為反革命分子那當然沒有問題, 但實際上往往解釋成“你這些話是反革命性質的, 因而你就是反革命分子, 所以不給你‘言論自由’”。其結果, 就是憲法上規定的“言論自由”永遠也不能兌現。

(《“言者無罪”》連載之2,《風雨憲政夢》,明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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