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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6日 星期四

十年文革实际上只有三年

王海光

【《大事件》编者按:本文为作者向2016年6月在美国加州举行的文革50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後收入《文革五十年:毛泽东的遗産和当代中国》(明镜出版社)。本刊经授权转载於下。原文注释,因故删略。】


只能在海外出气冒泡

从官方党史来说,最重要的着作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出版。该书中的文革部分是胡乔木亲自修改过的。其主要的出新之处是提出了“两个趋向”说,认为在中共党内有正确与错误两种趋向,最後是错误的趋向压倒了正确的趋向,导致文革的发生。这个观点对文革发生的原因解读,要比《历史决议》更有解释力。
这部书可以看做是官史的顶峰之作,代表了官方修史的最高水准。以後,龚育之承继《七十年》思路,领衔修撰党史二卷,但没有通过。胡乔木、胡绳、龚育之以後,主持修史工作的官员,再没有既熟悉高层政治,又懂理论有学养的红色历史学家了。由於官方修史的知识能力退化,宣教史学的刻板化趋势日益严重,对以後青年人的文革历史知识影响很大。

席宣、金春明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是第一部经报批有关部门而获准出版的文革史书籍。这部书从1980年代後期开始写,比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起笔还早,但直到1996年才正式出版。这部书偏重史论,归纳文革发生的原因为“三个恶性循环”。即:“左倾理论与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际反修与国内防修的恶性循环,最後走向极端,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此前,金春明的另一部文革史着作在四川出版。因只有地方主管部门审批,而没有经过中央主管部门,也被禁止了。其实,该书的内容已经反复磨了多遍,完全没有什麽敏感词了。

从研究状况来说,1990年代国内的文革史研究,在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严密管制下,资料控制越来越紧,研究队伍越来越小,成果发表越来越严,研究平台严重萎缩。一方面,体制内的研究进展缓慢,研究队伍大大缩小,文革史的修史任务限於党史研究室等部门承担。另一方面,文革研究出现了民间化、个体化、海外化、地下化的趋势。热心文革学的研究者,主要是自己的学术兴趣,并不限於党史和历史的学术圈子,其他学科的学者也都纷纷进入。一些学者是从哲学、国际共运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等学科领域转到了文革领域。民间文革研究的小圈子开始形成。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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