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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0日 星期五

中共將蘇聯解體的反省浪潮導向仇外心理

諷刺的是,曾經中共從蘇聯的殞落中自省而推動了許多政經改革,但對於顏色革命的敵意以及害怕失去政權的恐懼,卻使得北京扭曲了後期的省思方向,親手結束了曾被視為改革動力的正向刺激,陷入自我沉淪




《明鏡譯報》編譯  劉欣

激發政經改革

2016年,蘇聯解體正式邁入第25年。面對扶持自己成長茁壯的老大哥竟在一夕之間崩潰,中共對於蘇聯的垮台一向戒慎恐懼,不僅為此生產了成千上萬份內部文件、舉行會議,甚至拍攝紀錄片,希望從中習得教訓,避免自己步上後塵。但過去幾年來,外媒發現,中共對蘇聯解體的省思似乎開始轉變了方向。

事實上,在戈爾巴喬夫辭職下台前,許多中國人都看好這位蘇聯領導者。在中國居住超過10年的駐北京作家詹姆斯帕爾默(James Palmer)觀察到,自從1980年代中後期,中蘇關係趨向和緩後,雙方都試圖從彼此的經驗中學習:莫斯科開始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為其瀕危經濟指引方向,而中國的黨內外知識份子則為戈爾巴喬夫的開放glasnost)與重建perestroika)改革政策所吸引。

儘管如此,蘇聯政權仍走向崩潰,其根本原因為何?如果中國未能從中汲取教訓,是否也將不可避免地走上同樣的道路?

帕爾默會有此懷疑並非毫無道理,中國與蘇聯政權有太多相似之處。如馬克思主義專家所見,中國從農業封建主義蛙跳式地直接進入社會主義──就和蘇聯一樣,但實際上,它們卻只是在新民族主義和舊式帝國的內涵上,套上社會主義的外衣罷了。此外,早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幾乎每個方面,從鐵路組織、政黨結構到少數民族政策,都是從蘇聯複製過去的;在這過程中,兩者都曾經歷過大規模的飢荒、文化革命和黨內的血腥清洗,因此當時蘇聯的倒台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也暗示著中共未來的命運。

這樣的信號引發當時中共對蘇聯解體的反省浪潮。帕爾默日前於《外交政策》撰文指出,剛開始中共部分人士的反應為以蘇聯作為前車之鑑,促進黨內進一步改革。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曾說,當時許多批判性的分析材料皆認為蘇共是一個無能且停滯不前的組織,這促使北京將中共改變成為一個更現代化且具靈活彈性的政黨。雖然中共並未因此實施徹底的民主改革,但卻展現出對公眾輿論高度敏感且重視的一面。

在此之前,東歐於1989年發生一連串民主化革命,使得中共後來面對天安門事件時加強戒備鎮壓,並在蘇聯解體後,深深體會到新興民族主義──從烏克蘭到阿塞拜疆──起到的關鍵作用,進而促使北京當局逐步收緊對國內自治區和少數民族的政策。

同時,蘇聯倒台前夕的經濟停滯困境,也引起了時任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戒心,進一步於1992南巡之後,提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大力推動經濟改革的深化措施。

一直到今日,據印度托拉斯新聞通訊社(PTI)報導,習近平仍以蘇聯解體為由,主張當時部份蘇共成員享有絕大的特權,遠遠超出了法律和黨章的規定,從而引起公眾的強烈不滿;為避免重蹈蘇聯解體的覆轍,習近平遂落實反腐運動,同時加強黨員紀律,並建立黨內監督問責制。

由此可知,無論是藉口或是真實原因,近代中共多數的政經改革確實是由蘇聯政權的崩潰所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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