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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5日 星期日

于浩成:“發揚民主”帶有“居高臨下”味道

出版自由也就是言論自由, 如果將報紙也列入出版物的一種,那麼也包括新聞自由在內。言論、著作、新聞、出版的自由其實是一件事, 是指人民講話, 發表意見和主張, 特別是公開發表政治見解的自由權利。

民主不只是讓人講話的問題, 有些同志已經寫文章做過解釋了。不少人把開明君主的“納諫”, 讓臣下大膽講話, 甚至“高價收買批評”, 稱之為民主, 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我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很長, 封建主義的傳統和影響在社會生活中, 在人們頭腦中的遺留可說是既深且廣。許多人想問題, 看問題總離不開封建主義的老框框, 總把一切希望寄託在聖君、賢相、清官、好官身上, 意識不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而有不少領導幹部也經常以長官自居, 把讓人講話當作一種恩賜, 同時也就把禁人講話看成他的一種權力。既可以放, 又可以收。時寬時緊, 伸縮自如。這種做法當然談不上什麼民主, 同人民真正當家作主, 行使自己的自由權利還有很大一段距離。老實講, 我們有不少提法還打著封建的烙印, 帶有封建的氣味, 經不起仔細推敲, 例如“發揚民主”一詞, 當然是很好的, 然而如果問一下, 由誰來發揚呢?黨? 政府? 領導千部?民主本意是人民當家做主, 人民自己似乎不存在什麼發揚、不發揚民主的問題, 因而這個好聽的詞句也就多少帶有“居高臨下”的味道了。其他類似的說法可能還有一些, 人們習焉不察, 一直沿用不誤。

民主不只是讓人講話的間題, 但人民能否自由地發表意見畢竟是實行民主的重要內容和先決條件, 因此, 實現言論自由、出版自由, 不能不是我們要做的一項重要工作, 是出版改革的重要內容。我國一九五四年、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八年曆屆人大通過的三部《憲法》都寫有規定公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的條文。一九五四年《憲法》還在這一條文中規定:“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 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但是實際生活表明, 這些規定還只是紙上的東西, 並不等於現實的東西。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九年的三次大的政治運動實際上都是“ 封住嘴巴” 的運動。十年動亂期間更是變本加厲, 在林彪、江青、康生、謝富治一夥的封建法西斯專政下, 文字獄遍於國中, 其瓜蔓株連之深廣,羅織罪狀之苛細, 都大大超過明、清兩個朝代。多少個像鄧拓、吳晗那樣的文章聖手和張志新、遇羅克一般的敢講真話的英雄兒女慘死在劊子手們的屠刀之下! 

現在, 我們粉碎了禍國殃民的“ 四人幫” , 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 更提出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方針, 情形是大有不同了, 但是,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 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阻力仍然不小, 決非一朝一夕之間就能大功告成的。例如, 儘管黨中央一再宣布黨政各級領導對文藝不得橫加干涉, 但是橫加千涉,豎加干涉的事卻仍然層出不窮, 接連不斷。人民藝家趙丹同志在逝世前發表的題為《管得太具體, 文藝沒希望》的文章中大聲疾呼:“文藝是不受限制, 也限制不了的。”“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審查出來的!”絕非沒有根據。《今夜星光燦爛》為什麼非刪去一些鏡頭才能發行呢· 《河北文學》印好後為什麼被迫抽掉短篇小說《省委第一書記》呢· 所有這些都證明, 我們享有的出版自由還是有限的, 不充分的。

出版體制的改革現在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大家經常說的出版、印刷、發行三者互相牽制,矛盾重重,不利於出版事業的發展的問題, 固然魚待改革, 但更根本的還是解決如何從制度上實現並從法律上保障憲法所規定的人民的出版自由問題。關於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主張,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中曾被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 受到過批判。多少年來, 出版社始終是由政府機關興辦的, 往往每省只有一家。但是二十多年來的實踐說明, 社會主義出版事業並不是注定了只能這樣的。由國家完全壟斷出版事業並不是社會主義出版事業的最好模式, 更不是唯一模式。既然我們的經濟企業有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甚至還有個體所有制, 那麼為什麼文化出版事業只能是一種所有制呢?為什麼報社、出版社只能由黨委和政府機關興辦, 非得隸屬於某個黨委或政府機關而不能在遵守有關法律、法令的條件下, 獨立自主地去經營呢· 事實證明, 一切由國家壟斷, 統得太死, 管得太嚴, 缺乏競爭, 是當前的主要弊端, 既不能充分實現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 又非常不利於出版事業的發展和繁榮。

有的人大代表提出: 在目前出版社、印刷廠“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情況下, 即使是很有價值的著作、作品, 只要審稿通不過、出版社不給你出版、印刷廠不給你印刷, 你也沒有辦法, 所謂“百家爭鳴” 、“言論出版自由”, 也就成為空話。建議在遵守“四項原則”和法律的前提下, 允許集體和個人有出版書籍、創辦報刊、經營印刷廠的權利。我覺得這個建議是值得重視的, 完全符合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有人也許說這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擔心會搞得天下大亂, 不可收拾。

我認為這是祀人憂天。第一,我們有憲法和法律。觸犯刑律的反革命煽動宣傳、洩露國家重要機密、誣衊誹謗、造謠惑眾等可以依法處理; 第二, 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 也是批評不倒的, 真理和錯誤獷香花和毒草, 只有通過自由討論和爭辯, 由人民來評定。這樣, 不但不會搞亂人們的思想, 反而會使人們得到鍛煉, 提高辨別是非的能力。這裡有一個是否相信人民群眾的問題。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 而資產階級專政則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資產階級專政一般還允許共產黨的合法存在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自由,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做到由人民群眾自己動手依法興辦、經營新聞出版事業, 並由國家提供一切物質保證。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難道連這些也做不到嗎· 言論出版自由的問題不解決, 憲法上的有關規定也就是一紙具文, 社會主義民主就是空的。

此外, 這樣做還有兩大好處: 一是轉變一般人思想上的一種誤解, 即以為報刊書籍上的每篇文章, 甚至每一句話都代表黨和政府的觀點。這種誤解是由於長期以來一直由黨和政府辦報和出版書刊而造成的。在對外宣傳中, 我們還不善於利用人民輿論的力量, 其原因也在於此。對於某一外國的外交政策或國內問題,我們也是可以評論的, 由民間報紙、書刊來做, 並不代表黨和政府發育, 可以不致引起涉外糾紛。其他國家也正是這樣做的, 我們一切都只能由黨和政府講話, 豈不限制了自己· 二是除了報刊社論和書籍的序跋之類代表編者的觀點, 其他文章均是文責自負, 這就可以打破一般人認為所有文章都是黨和政府的指示, 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確, 只能照辦不誤的錯誤認識, 從而可以促使人們獨立思考, 達到活躍思想, 開動機器的良好效果。這對於避免和克服人們思想上的僵化、停滯、狹隘和保守是有極大裨益的。

我國還沒有制定過新聞、出版法, 在建國初期的五十年代,由國家出版管理機關頒布的有關法令也已經陳舊, 根本不適合當前的需要。從速制定新聞、出版法, 從具體法律上保障實現憲法規定的人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的民主權利, 對於繁榮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 發展社會主義文化事業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1980年11月5日)

(《風雨憲政夢》,明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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