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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3日 星期五

于浩成—由人治到法治的啟蒙師


矢吹晉

活耀的公安部的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隸屬於國務院公安部的出版社—群眾出版社,曾出版《肅反小說選一九四九—七九》(七九年十一月刊),《日本推理小說選》 (八零年一月刊) ,《最後的證言》(八零年六月刊)等書。

群眾出版社即屬公安部門所有,則其出版社大量的兇殺案小說就不足為奇了,因為這可說是相當於“公安局文學”。除前述書刊之外,也有清朝朱逢甲的《間書》(七九年十二月刊),是間諜史話,《聊齋誌異中的冤罪事件》(八零年四月刊)。但這全屬於群眾出版社的業餘小技,該社仍以出版公安司法工作方面的書籍為主。

群眾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是八六年三月十九日滿60歲退休的于浩成。

于浩成在其著作《民主, 法治,社會主義》中,大力彈劾謝富治(原國務院政法辦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長,其後任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1972年病死)。他在書中這麼寫著: “60年代初期,我的群眾出版社自香港購入部分圖書,這都是謝富治裁決的,這些書裡頭有一本《電影史話》,摘寫30年代江青在上海當電影明星的事。文化大革命初期,謝富治為了向江青獻媚,竟掩飾自己裁決的事實,反來用進口反動書籍來攻擊我

于浩成就此扣上了“反革命現行犯“的帽子,與群眾出版社的另外兩名幹部張志民 李文達同時下獄三年。

由上述可知,于浩成在文革期間是群眾出版社的幹部。香港的《爭鳴》則介紹,一九四六年于浩成任《晉察翼日報》的編輯,與後來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在“文革”期間失勢的鄧拓是同事關係,“四人幫”垮台以後,于浩成在 《農民日報》, 《光明日報》, 《北京日報》,  《半月談》, 《法學》, 《民主與法治》, 《隨筆》等報刊雜誌發表筆鋒犀利的隨筆,政治評論,這些文章都收錄在他們的著作《我國的民主政治與法制建設》(八三年),《鳴春集》(八四年),《民主,法治,社會主義》(八五年)等三本書內。本書在此以他第三本著作為中心,探討他的思想。

封建專制主義的元兇—幫規,幫法,算帳

在“論土政策”(土政策 —各地區或單位,制定與中央政策完全不同的規定)中,他這麼寫道: “‘四人幫’一夥人在篡奪指導權的地方和部門內,大搞封建專制主義,這些人自定幫規,幫法,推行土政策,以合法的外衣演示非法。在‘四人幫’垮台一年多的現在,難道還能允許那些與黨的路線背道而馳,違法憲法的幫規,幫法,和土政策存在嗎?”

而七八年八月當時的情況又如何呢?以拘留為例,雖有一定的法定期限,但以拘留代替逮捕,以拘留代替審判,以拘留代替懲罰的非法現象仍然層出不窮。另外還巧立各種名目的學習班,實際上都是變相的勞改隊,看守所。而被拘留者的罪名,常常也只是不服從領導,與上級衝突或有犯罪嫌疑而已。部分單位甚至名列罰則項目:“偷竊水果罰金xx元”,雞鴨跑入田中損壞作物罰金xx元,會議缺席扣勞動分數x分等等“,完全以處罰來處理事情,欠缺縝密的思想教育及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精神。于浩成呼籲停止這種土政策。而最近在大陸頗為流行的對策,似乎正在取代土政策。例如,所謂 “上如有政策,下即有對策” 一說就是尋求與中央政策相矛盾的對策。薄一波講:(《人民日報》八五年三月十三日)土政策也好或者對策也好,都顯示了在廣大的大陸上推行中央的政策有多麼困難。

接著是“算帳” 的問題。算帳一般指經濟活動,但後來卻援用在政治方面,例如算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行為的帳,林彪反黨集團失勢後,“四人幫”一變而以反林彪英雄自居。 “四人幫”聲稱林彪路線皆屬舊帳,以不能拘泥於歷史的舊帳為由,反對檢舉林彪路線。檢舉林彪路線者,皆被扣上“翻案”,“復辟”,“回潮”,“算舊帳”的帽子。 “四人幫”不準別人清算“四人幫”與林彪的舊帳,因而替一部分的同志扣上算舊帳的帽子,同時又制作假帳本,想清算這些“算帳派”。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 “四人幫”失勢,由此可見“四人幫”本身才是真的算帳派,然而他們卻抵死反對別人清算他們。

“四人幫”與反四人幫互罵對方為“算帳派”,並彼此清算對方的政治帳本。他們找出了若是“舊帳本”,的話,不翻亦可的理由。將自己的誤點皆放進舊帳本內,一旦對手想翻舊帳的話,就可以據而反咬對方是地道的算帳派,連舊帳都要翻。于浩成舉出毛澤東在1959年的話:“清算舊帳本”,以及陳毅的發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只是時刻未到,時間一到,一切皆報”。他並非主張“個人式報復主義”而是針對“反對清算人民之敵的血債”者而給予嚴厲的批評而已,他這類小品在當時大受歡迎。

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五日,《人民日報》刊登李洪林的文章“我們所堅持的是什麼樣的社會主義?”于浩成立即撰文呼應,大聲疾呼“打破障礙,加速解放思想吧!”

批判監獄不人道待及遇曖昧的報導

《打破障疑加速解放思想》一文舉出遼寧省張志新事件。七九年四月十五日《遼寧日報》報導張志新被處刑時,為免她對外發言把他的喉嚨切斷。但其他傳播媒體,諸如《光明日報》七九年六月五號,《鴨綠江》七九年第五期等對此事件的報導則曖昧不清,前者表示他被剝奪用言語表明真理的權利,後者表示他被剝奪說話的權利,拍烈士遺照時發現他們在烈士的喉部纏上黑布條,于浩成寫道:由此可知喉部被切的事實吧,新聞記者不敢寫出真像,“據說是受到領導的指示”。曖昧的理由是“若國內外讀者閱讀此種報導,知道了文化大革命殘酷鬥爭的具體狀況,將導致不良的結果。”

于浩成嚴厲批判這種論調,因為“文化大革命”的殘酷事實早已被外國記者詳加報導,再加幾頁報導不會導致不良的結果。唯有徹底揭露“四人幫”的法西斯式的獨裁,才能使社會大眾瞭解他們的社會主義有別於我們的社會主義。隱瞞林彪,“四人幫”的犯罪,反而會失去大眾的信任,瀋陽監獄的有關方面則認為,《遼寧日報》的報導,有損於公安機關的權威,亦即指該報欠缺真實報導,反而吹毛求疵。但于浩成予以反駁,他認為“四人幫”的獸行有損公安機關威信的理論實在可笑,報紙揭露的是“四人幫”時代監獄的不人道待遇,並非批判目前的監獄幹部。若目前的幹部中有犯錯者存在,更應記住此事件的教訓,一掃毒害。因此而懷恨記者本,簡直是本末倒置。

于浩成的說辭並沒錯,但監獄幹部批評記者卻人大感興趣。監獄的領導人或直接下手的人也許受到處罰,但四人幫事件前後的監獄狀況似乎並無變化,難怪監獄的有關方面才會起而責備記者。此事發生在七九年中,由此亦可看出中共基層的民主化途徑之難行。
(《于浩成—由人治到法治的啟蒙師》連載之1,《風雨憲政夢》,明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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