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網

2017年3月18日 星期六

習近平新常態和科學發展論一樣是新瓶裝舊酒

中國鋼鐵業如何生存,中共高層至今仍無解決方法。

仁蘇羅 專稿

淪為口號

供給側這一新創名詞或者說口號可以說是新詞,縱觀西方經濟學供給學派等各學派學者,筆者尚未找到出處(可能本人孤陋寡聞),根據中共中財辦權威專家解讀,供給側是相對需求側(筆者也未能找到出處)而言,需求側也就是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而供給側則是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主要具體內容就是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

雖然就目前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之前的新常態一樣,也基本已經淪為一種口號,就像筆者2014年在明鏡發表的文章分析,習近平先生的新常態是新瓶裝舊酒的舊恆態,和之前科學發展、和諧發展以及更早的制度等一樣,成為一個什麼都可以裝的筐,什麼地方都可以糊的漿糊,比如農業等各領域改革也都來一個供給側,各個地方政府的各種政策文件也都全部套用供給側、新常態。再比如所謂的四大要素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特別是其中的創新或者說創新驅動被習近平在多個場合多次強調,而習近平經濟學另外重要組成部分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之中也將創新作為最關鍵一點,但是這也不過是喊喊空洞口號罷了,創新兩字非常簡單,三歲小兒都會說,早在鄧小平時代甚至美日等外國更早就喊過無數遍了,但是要真正做到卻極其困難,相對於美國以創新為主線教育學生,中國自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大學等教育過程中一直以死記硬背為主要教育方式,由此培養的人才也極其欠缺創新思想思維,這不是習近平等中共最高層領導喊喊口號就能立刻扭轉的,如果習近平先生真的希望落實創新驅動戰略,那必須徹底改革其教育方式和體系,否則等到習近平先生下台,中國也無法培養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人才。

至於勞動力、土地、資本或者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其他的要素、理念,也基本如此無需贅述,筆者在此還是通過對其中比較實際的三去一降一補的核心內容做一針對性詳細分析來論述。凡事都是動態變化的,三去一降一補的內容也是如此,因此筆者原文引用中共2016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最新權威內容來對照分析:

【去產能方面,要繼續推動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要抓住處置“殭屍企業”這個牛鼻子,嚴格執行環保、能耗、質量、安全等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創造條件推動企業兼併重組,妥善處置企業債務,做好人員安置工作。要防止已經化解的過剩產能死灰復燃,同時用市場、法治的辦法做好其他產能嚴重過剩行業去產能工作。】

分析:此政策針對目前嚴重困擾中國經濟的鋼鐵、煤炭等行業產能過剩,但是凡事都是相對而言的,習李等中共高層沒有搞清楚中國經濟其實並不是絕對的產能過剩,而是相對的產能過剩,首先,中國的產能過剩更準確地說是低端產能過剩,典型比如鋼鐵行業,出現了普遍性全行業過剩虧損,但是過剩的大都是粗鋼等低端鋼產品,而大量高中端鋼產品比如製造航母的特種鋼或者如李克強先生曾感嘆的圓珠筆鋼珠頭等中國的產能恰恰是不足。

中國鋼鐵產能過剩。

茍延殘喘

此外,鋼鐵包括煤炭行業都是一種典型的低端原材料行業,其過剩或短缺與整體經濟密切相關,由於2014年中後期以來中國整體經濟開始明顯蕭條,其需求也明顯減少,中共發改委等部門的貪官庸官沒有針對全國整體以及不同地區的鋼鐵煤炭行業採取統一性、針對性、合理性地制定去產能政策,極力偏袒保護低效腐敗的國有鋼企煤企而嚴格限產民營鋼企煤企產能,縱容這些企業隨著2016年一波房地產基建進一步加槓桿而乘機大肆抬價,由於民營鋼企煤企擴產困難,使得鋼價煤價的上漲遠超正常合理水平(當然不止鋼煤,其他橡膠等原材料也是如此),最終使得大量中下游製造業企業成本大幅上升,進一步打擊了這些原本已經奄奄一息的行業企業,並進一步惡化經濟,這些企業為了生存不得不漲價,把成本壓力轉嫁給終端的國內大多數底層平民消費者,導致2016年下半年到目前大陸已經出現了明顯的通貨膨脹,使得平民生存生活壓力進一步加劇,對習李等中共高層更加不滿怨恨。

其次習李等中共高層也沒有搞清楚中國的產能過剩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地區貧富分化引起需求不足所導致,典型的比如服裝鞋帽等輕紡產業,一直被認為是產能過剩,但是中西部等貧困地區的民眾對此也有比較大的需求,只不過因為貧窮而沒有能力消費而已,中共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就沒有真正制定合理財富分配制度,地方政府特別是中西部東北等貧困地區的地方政府官員,非但不著力民生扶貧脫困,反而殺雞取卵地壓榨當地的平民和企業以供自身腐敗揮霍(許多官員所作所為簡直喪失了做人最基本的底線,底層平民在他們眼中就如豬狗一般),這也造成中國的內需市場一直難以真正發展壯大,並消化過剩產能。

最後,習李等中共高層包括地方官員沒有搞清楚某些過剩產能企業還隱含著穩定社會的作用,具體說比如某些地方如河北等落後貧窮地區,當地一個縣或者一個鎮的支柱產業就是那麼幾家鋼鐵、煤炭等產能過剩產業企業,雖然這些企業低效甚至腐敗,但是卻是當地的經濟支柱,因為其至少還能夠從外地賺錢作為新鮮血液來為當地蕭條的經濟輸血,這些企業動輒涉及到上萬職工以及數倍的家人都是依靠那點微薄的工資維持基本生存,其餘的房地產業、服務業等都是依靠其才能維持運作的衍生型產業。

比如2016年到現在,中共中央政府嚴厲治理北京周邊的環境汙染,為了自己所在的北京的環境(直白地說是這些高官的利益),徹底關停大量這類企業,使得河北等周邊落後省份的部分地區經濟雪上加霜近乎癱瘓,民眾生存艱苦難支,習李等中共高層沒有明白其中主次關係,幼稚無知地以為餐飲零售等服務業完全可以吸納失業人員,而地方政府官員為了自身的烏紗帽,寧可麻木無視當地平民的實際困難,也不願不敢向中央反映。雖然中共文中包括數年前就指出要大力處置殭屍企業,但是由於大多數殭屍企業都是地方國企,實際操作起來非常困難,而且如上分析,即便其低效腐敗,但是仍是當地的支柱,而且這些企業已經欠下天量銀行貸款(典型的如龍煤集團),一旦徹底倒閉甚至可能癱瘓當地銀行,發生地方系統性金融危機,因此到目前為止,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進退兩難只能嘴上說說,還是用依靠借新債還舊債等低級手段保其茍延殘喘,混一天是一天。

(《習近平經濟學重蹈李克強經濟學的覆轍》連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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