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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31日 星期五

法國警察是否執法武力過度?


豐又收 專稿

總而言之,執法人員是否以及如何使用恰當武力是一個嚴肅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倫理問題,也是一個複雜的技術問題。執法人員為了維護公眾安全必須有足夠的權力和武力,但執法人員過度使用武力又會成為社會公害


中國公民劉少堯2017年3月26日晚上在法國首都巴黎被警察開槍打死,一些在法華人示威抗議。法國警察在執法時是否是過度使用武力?這依然是法國有關當局正在調查的問題。

執法人員是否過使用過度武力,這樣的問題不但對在法華人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而且對法國公民,對西方國家的公民,對中國公民也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中國媒體避而不報

不幸的是,由於沒有基本的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中國媒體除了炒作和煽動之外,即使是試圖理性地報導和評論劉少堯喪命巴黎的媒體,也對諸多相關的問題有意無意地避而不談,或閃爍其辭。
就中國媒體炒作和煽動而言,最好的例子是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旗下的小報《環球時報》。《環球時報》這一次表現非常突出。以該報3月30日的一篇報導標題為例:《姚蒙:法國華人這些年太憋屈了》。
《環球時報》這種標題煽動性十分明顯。這種標題或許會讓一些中國人乃至海外華人看上去感覺很過癮。
但這標題顯然是暗示法國華人是一幫長期不懂得也不會維護自己基本權利的窩囊廢,而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也是長期不能或不肯為中國僑民說話的超級窩囊廢,法國是一個黑暗的國家。
就算是我們可以相信法國真的是一個黑暗的國家,《環球時報》這樣的標題也是明顯暗示,在法國的華人選擇僑居這樣的一個黑暗國家,不但是窩囊得要死,而且是愚蠢得要命。
《環球時報》就是這樣糊裡糊塗地黑華人,黑中共,黑中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還自以為得計。

無怪乎中國作家慕容雪村說,《環球時報》所販賣的商業愛國主義只是意淫,《環球時報》是沒有多少文化的低端愛國擼客的消費品。
說到中國媒體在報導劉少堯喪命巴黎的新聞時,對有關事件的諸多問題有意無意地避而不談,或閃爍其辭,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
比如,中國媒體普遍不能也不敢提到一個基本的事實,這就是法國沒有執政黨可以肆意控制法國媒體,可以肆意控制為劉少堯說話的親屬、朋友、律師,對他們的言論可以肆意封殺,同時可以調遣全國媒體為警方發布一面之詞。


劉少堯之死引發法國華人的憤怒和遊行示威。

會有什麼後果?

換句話說,劉少堯案與不久之前發生在中國的雷洋案同樣是執法人員涉嫌使用過度武力,但由於政治制度不同,面對十分相似的爭議案件,法國和中國錶現截然不同,可以說有天壤之別。
此外,有中國媒體在報導劉少堯喪命巴黎的時候也指出法國便衣警察在對劉少堯執法時沒有帶執法記錄儀,造成證據鏈斷裂,因此應當承擔責任。但中國媒體卻不能指出在中國執法人員對雷洋執法時,不但執法記錄儀非常方便地齊刷刷壞掉,連周圍的保安監控攝像機也非常方便地齊刷刷壞掉,這是什麼問題,應當算什麼問題。
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中國媒體(以及海外受中國大陸影響的中文媒體)在報導劉少堯案件的時候,也都有意無意地忽視了社會和公眾究竟應當如何認識和判定執法武力是否恰當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中國,美國,英國,法國或其他國家引起爭議的例子很多。為了將問題簡化,我們不妨先以在中國發生的、人們的記憶依然新鮮的案件為例。
北京警察聲言懷疑市民雷洋有嫖娼行為對雷洋實施拘捕,身體健康的雷洋在此過程中死亡。正如雷洋家屬和律師所說,聲言懷疑雷洋有嫖娼行為是警察抹黑死者的一面之詞,即使退一萬步講就算雷洋嫖娼了,他也不應當被如此弄死。因此,雷洋案是一個典型的執法武力過當的案例,目前已經毫無爭議。
山東商人蘇銀霞和兒子於歡被逼債人暴力毆打和凌辱,有人報警之後,警察到場只是對逼債人說“你們要帳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之後便離去。于歡不堪凌辱,挺身操刀反抗,造成1死3傷,被法官判處無期徒刑。
于歡如此殺人、如此被判刑,在當今中國引起極大的爭議,但眼下關注于歡殺人案的各方毫無爭議的是,于歡殺人案中的執法人員執法過弱,執法人員談不上動用了任何武力,結果導致或沒有阻止悲劇的發生。
然而,在沒有新聞自由的當今中國大陸,中國媒體在看似相當自由的報導中普遍回避一個十分要緊的問題,這就是,面對逼債人的十分明顯的犯罪行為,那些出警的警察為什麼不敢管?為什麼不願意管?
其實,為警察面對明顯違法犯罪現象不作為而感到十分憤慨的人可以靜心想一想,假如是你,你是否是敢作敢為真去管?得罪了于歡一家不要緊,他一家沒有什麼勢力,但那些公然凌辱和暴力毆打于歡母子的人顯然是屬於有勢力的人,得罪了他們,會有什麼後果?
想到這一切,你還敢作敢為真敢管嗎?你要是真管,你不為你自己和自己家人的安全和福祉感到擔心嗎?
中國媒體在報導于歡殺人案的時候回避這樣的重要問題,顯然是為了避免暴露當今中國的黑暗。眾多的中國公眾以及海外華人沒有想到這樣的問題,則是屬於被誤導。
許多中國公眾和海外華人沒有意識到,中國執法人員雖然有很多很多不當行為,但大多數中國執法人員也是你我一樣的正常人,並非施虐狂或惡棍,他們也有自己的苦衷。
換句話說,中國執法人員也有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合法利益需要照顧。面對中國巨大的黑暗和不公,他們也無能為力,因為他們與黑暗搏鬥常常得不到任何支持,只能吃不了兜著走,三十六計走為上。

執法尺度的拿捏

說完中國的執法武力過當和不足問題,我們不妨再說一說西方國家的同類問題。還是為了簡化問題,我們這次不妨以美國為例。
2016年,美國多次發生警察涉嫌使用過度武力造成死亡的事件,並引起大規模抗議。有關的事件和抗議很容易搜索到,這裡就不重複了。相對而言,警察使用武力不足的問題得到的注意較少。
例如,2016年6月12日,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一個槍手在凌晨兩點沖入一個夜總會。警察隨即開始與槍手交火。等到三個小時的對峙結束、槍手被擊斃時,已經有將近50人被槍手打死。有批評者指出,假如警察當時果斷使用適當的武力,就不至於有這麼多的人被槍手一個個地打死。

實際上,在過去的10年裡美國發生的多起大規模持槍殺人案中,都有人批評警察過於拘謹,沒有果斷使用武力避免更多的人傷亡。批評者指出,在那些延續時間長而傷亡人數眾多的槍擊案中,執法人員無一傷亡,這顯然是有問題。
由此可知,執法武力過分或不足都能導致致命性問題。然而,如何才算是執法武力使用恰當,這又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局外人容易說話輕鬆,馬後炮總是正確無誤。但當事的警察不是局外人,也無法使用馬後炮。
但無論如何,執法人員在執法時是否是使用過度武力,應當建立什麼規則,盡力避免不必要的傷亡,這種問題在西方自由民主國家是公眾可以通過媒體自由討論和辯論的,但在中國則卻不能。這又為什麼呢?
這個問題的簡單回答是:在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執法機構是社會公器,所以公眾可以自由討論和辯論執法機構的執法問題;在中國和其他專制獨裁國家,執法機構是統治者維護其權力的工具,所以公眾不可以自由討論和辯論。
回頭再說法國警察是否對劉少堯有使用過度武力的問題,在法國有關當局和媒體正在繼續調查之際,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於2017年3月28日發表一位留學法國的博士生一篇非常有誤導性的文章。該文章明確表示法國警察大有可能對劉少堯使用過度武力,並表示法國警察對外來移民使用過度武力的情況嚴重。文章當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今年2月在巴黎郊區奧樂奈(Aulnay-sous-Bois),法國警察對黑人青年泰奧執法時用警棍暴力捅入其肛門的事件,引發了法國郊區少數族裔自2005年郊區暴亂以來最大的反警察種族歧視和暴力執法的抗議,示威遊行多次爆發,少數郊區高中還爆發了嚴重暴亂。事後法國總統奧朗德親自到醫院慰問,並責成相關部門對違法警察進行停職調查。】
這一段話之所以特別富有誤導性是因為它沒有提供這段話的下文。這裡的下文是:法國媒體報導說:法國司法當局後來得到事發現場的監控錄像,發現情況並非像黑人青年泰奧最初所說的那樣,是警察脫掉他的外褲對他進行器械性侵,而是他的外褲過於寬鬆,而且沒有褲帶,可以自行脫落。
面對監控錄像和法官的詢問,泰奧後來改口,不再說是警察脫掉他的外褲對他施暴,但他依然堅持說警察確實是對他施暴了。警方則說,事發現場的警察只是為了控制他而用警棍打擊他的大腿,由此而來的傷害並非出於警察的本意。
總而言之,執法人員是否以及如何使用恰當武力是一個嚴肅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倫理問題,也是一個複雜的技術問題。執法人員為了維護公眾安全必須有足夠的權力和武力,但執法人員過度使用武力又會成為社會公害。這種問題在自由民主國家可以自由地討論和辯論,但在當今中國還不可以。因此,中國社會被壓抑的怒氣也更為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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