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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7日 星期五

習近平經濟學沒找到中國經濟難轉型的真正原因


習近平經濟學注重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仁蘇羅 專稿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十九大召開,即便習近平先生能夠真正完全成為一言九鼎說話算數的真核心,或者更具體地說即便習王能夠順利拿下二號老虎曾慶紅,甚至頭號老虎或者說虎王江澤民(當然如筆者認為習近平會投鼠忌器不敢法辦三代核心江澤民,只打虎到曾這一層次,甚至為了政治大局安全穩定,與殘餘江派妥協而同意韓正在十九大入常擔任有名無權的常務副總理),即便能夠屈服李克強胡春華等團派(比如繼續鍛煉胡而不直接給其王儲地位,繼續弱化李的經濟實權),即便能壓制鄧樸方等太子黨(前民政部長李立國被輕判降級,顯示習王不敢真正徹底與鄧樸方等太子黨紅二代決裂),即便能真正做到上下一心統合中央地方各個自私自利的官員集團,但是習近平先生及其智囊也無法提出別的成效顯著的經濟政策,因此也無法改善因為無的放矢蜻蜓點水、收效甚微的供給側結構性經濟改革 而導 致的大多數底層平民產生的怨氣戾氣(近期各種惡性殺人案件就是明證),就筆者觀察,不像新聞聯播所宣傳那樣,其實目前大陸大多數底層民眾並沒有因為習王強力反腐而對其尊崇感恩反而怨聲載道,只不過中共進一步控制媒體包括互聯網使其無法明顯表現出來而已。

進一步說,這些人中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大多數底層農民半開化半麻木、懦弱蒙昧,而大多數底層市民極其自私自利、市儈短視(筆者有專著《日本人強者意識與中國人弱者意識》將這些劣根性簡要歸納為“弱者意識”),即便再多100個高智晟之類的民運人權鬥士也無法觸動這些人,只有經濟崩盤活不下去才能使他們真正觸動並行動,民國時期這些人也一樣,因為被腐敗的國民黨及日本人逼得活不下去才起身反抗大量加入支持中共。

再進一步說,假如中國經濟真的斷崖下滑,即便體制內的黨政軍等各領域黨員也會離心離德,比如筆者在2016年底的《只需再外逃一萬億美元就能擊潰中共》一文中所說,一旦因一兩年內人民幣匯率崩盤而導致中國出現遠超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惡性通貨膨脹,那產生的衝擊必然是全面性的,底層平民生活慘不忍睹不說,大多數體制內中低層黨員軍人也必定難以倖免,而現在的中共黨員軍官雖然一個個口頭表態忠誠爭先恐後,但本質絕不是中共早期那些為了中共可以犧牲自身性命等最高利益的基石黨員軍官,隨著改革開放特別是90年代以來中共陷入全面性腐敗,絕大多數黨員只是為了官位金錢等物質利益而為中共效力或者加入中共,一旦其難以升官撈錢甚至連自己及其家人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都出現困難時,必定會一級一級地向中共上級表達不滿,其中有些人或者背叛中共投靠美日等自保,或者利用權力毫無底線地壓榨欺壓本已艱困的平民或企業,導致平民生活、企業經營進一步惡化,到時習近平先生再是強勢也無可奈何無力回天,習近平先生也必會飽嘗當年蔣介石不斷被國民黨軍人黨員眾叛親離的苦果滋味。

中國最怕經濟潰亂

當然筆者文中擊潰一詞的“潰”指的是潰亂、潰散,而不是崩潰垮台,這種潰亂、潰散既包括中共內部軍隊公安武警等政法強力等各有關人員,也包括底層大多數平民,筆者在15年3月在明鏡發表的《只有外力才能促進中共內變崩潰》一文早已指出,內部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只能嚴重打擊削弱中共的強權統治,來自日本美國等外部的外力(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敲打才會真正瓦解中共的統治,就像滿清政權瓦解的真正關鍵因素是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等外力一樣。但是現在中共政權與當年滿清政權有一個關鍵不同,就是擁有具有毀滅性威力的核武器,如果中共沒有核武器,日本很可能早就當急先鋒與中共在東海爆發局部衝突,但是在核威懾之下,日本包括美國等極力忍耐而不敢輕舉妄動,因為只要中共其中一顆核彈在其境內爆炸,其政府就將面臨國民的巨大壓力,所以一直以來只能等待中共包括中國因經濟危機而大規模潰亂,才會再施加其外力作用,因此本人也強調中國經濟危機才是中共政權的七寸。

雖然筆者批判習近平經濟學,不過筆者不同意某些學者所說的習只熱衷搞文革式政治權鬥集權而不顧及民生經濟,只不過其各類智囊受制於自身思想思維局限無法真正找到關鍵病根,自然也就無法對癥下藥解決問題,下面便詳細分析一下為何供給側結構性經濟改革是無的放矢蜻蜓點水。

從新常態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近平經濟學一直沒有找到中國經濟難以轉型升級的真正關鍵原因

總所周知,習近平先生在十八大正式上台,不過由於中共自鄧小平時代以來確立的集體領導制度,或者說九龍治水七龍治水,江澤民時代以來最高經濟領導權基本由總理掌控,所以其並沒有立刻提出自己的一套經濟哲學經濟政策,雖然2013年11月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早已總括性地提出了習李新一屆政府關於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但是深入分析其中的內容,非常模糊空洞,其中的許多內容和之前胡溫江朱時代等大同小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查看一下往年三中全會的文件內容),難以區分習李之間不同的特色,在此不再深入詳細分析。

不過隨著時間推移經濟局勢不斷變化,習李兩者之間的不同也逐漸明顯,如果說以“克強指數”、互聯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為李克強經濟學的典型內容,那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說是習近平經濟學的典型內容。

(《習近平經濟學重蹈李克強經濟學的覆轍》連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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