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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2日 星期日

于浩成:不解決終身制問題,文革就會二次重演

重溫于浩成——八十年代風雲人物述評(四)

在物慾橫流、道德缺失、信仰遁形的今天,八十年代的眾聲喧嘩和生氣淋漓已漸行漸遠……

這些年,報章上已鮮見于浩成的名字,而青年人對于浩成更是一無所知,連我都有些納悶,于浩成去哪兒了,當年那個憂國憂民之士難道蟄伏了不成?直到去年我在《共識網》上看到了一篇訪談錄《法學家于浩成:風雨憲政夢》,才知道他老人家
不僅健在,而且仍癡心不改——“腹中每動屈子憂”,我在感嘆他“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同時,又有些欣慰:經歷了如此多的磨難,遭受了那麼大的打擊,他老人家仍以八十八歲的高齡卓然屹立於人間,真真應了那句老話:仁者高壽,德者延年啊!

知道于浩成,還是從群眾出版社開始的。當年這家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劃破夜幕的隕星》曾給了年少的我怎樣的震撼啊:“幾千年來,我們中華民族的英雄豪傑,似群星燦爛,彪炳於歷史太空。……然而,人們也不會忘記,當銀漢低垂、寒凝大地,我們民族蒙受巨大苦難的時候,那將自己全部的熱、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劃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隕星。雖然看來它轉瞬即逝了,卻在千萬人的心頭留下了不熄的火種。……恰似長夜的十年動亂中,被殘酷殺害的青年遇羅克,就是這樣一顆過早隕落了的智慧之星。”多少年過去了,《劃破夜幕的隕星》和遇羅克仍在我的心中揮之不去:對文革的痛恨和對現代迷信的憎惡大概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後來,我又得知《為真理而鬥爭的人們》、《黨和人民的好兒女》,這幾本控訴“四人幫”及文革法西斯的啟蒙讀物,都是群眾出版社的“傑作”,從此,我對這家出版社陡生了好感。

一家出版社的辦社方向和辦社宗旨,顯然和社長、總編的辦社思路及辦社追求是大有干係的,後來得知本社的社長兼總編輯是于浩成,自此,便開始留意他的文章和言論了。

那時節,于浩成的文章頻頻見諸於報端,他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法學家,還是一位典型的“公知”:用自己的學術背景和影響力,大力倡導民主和法治精神,大聲疾呼民主政治的建設,並具有強烈的批判意識和道義擔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理想者——這也正是八十年代學人的共同特徵和追求吧。

一九八零年十月,在《光明日報》編輯部召開的首都理論界座談會上,于浩成作了《政治制度改革的目標是實現民主化》的長篇發言,他指出,缺乏民主是許多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弊病,斯大林肅反擴大化和我們的“文化大革命”都給社會主義抹了黑。這就提出了一個在落後國家裡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黃炎培在《延安歸來》一書中記敘道:“其興也勃,其亡也忽”,過去很少有人跳出這一週期律的支配。毛澤東同志當時回答他說:“我們已經找到一條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週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個道理是很對的。遺憾的是多少年來我們不但沒有做到這一點,反而把人民的監督當作惡毒攻擊,而且給予殘酷的打擊甚至鎮壓。官僚主義最本質的表現就是壓制民主,濫用權力。

于老的發言,其恨之深,其情之切,其對專制的痛恨,其對民主的渴求,溢於言表,令人動容。

對於民主和法制的關係,于浩成在一九八六年五月的一篇文章《雙百方針與法制保障》中說,民主同法制實際上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面。民主是基礎,法制是保障。法制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鄧小平同志早在一九七八年就說過:“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因此,雙百方針的提出和實行不是哪一位領導人的心血來潮,更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得到憲法保障的國家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權力的必不可少的內容之一。我們要依法治國,就必須依靠法制的武器,同違反雙百方針的各種表現作堅決鬥爭。因為這是建設一個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和繁榮我國的科學文化所必需的。

以上論述,今天讀來也仍具十分強烈的現實意義和震撼力。

十年“文革”,法及法制慘遭踐踏,法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甚至淪落為統治者推行個人主張、強加個人意志的工具,臭名昭著、罪大惡極的《公安六條》就是對法制的公然蔑視和褻瀆,這個所謂的“法規”,沒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討論和通過,就強制執行,而且肆無忌憚、大行其道,荒謬地規定凡反對偉大領袖就一概定性為“反革命”,輕則坐牢、重則砍頭,在全國造成了無數的冤獄和悲劇,它的基本精神不僅和憲法背道而馳,其影響更是貽害無窮。三中全會後,儘管理論上已解決了“人治”和“法治”的關係問題,但在現實實踐中,一聽到要求發揚民主、厲行法制的呼聲,某些“老左”們仍將其視若洪水猛獸,甚至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被當作資本主義的毒素而大加撻伐。作為一個法學家,于浩成不分場合、不分報章,或疾呼或撰文,將依法治國、法制建設作為自己的神聖使命來對待。他不僅對“人治”的危害作了鞭辟入裡地分析和譴責,而且很早就指出了“法制”和“法治”的不同:法律再完備而沒有好的執行也是不行的,應該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就叫“法治”。隨著思想的發展和現實的演變,後來他又充分認識到只有憲政才是真正的民主,近年來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屢屢為憲政鼓與呼,並多次提及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一書,本書的著名論點(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是人類發展的最終形式,今後再也變不出什麼花樣來了)引起了于老的深沉思考。儘管一度流浪海外,但他對國家前途、對民生命運的關注沒有絲毫的減弱。先賢范仲淹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千年以降,這種獨特而又悲壯的“士人情懷”已深深的浸潤在了讀書人的骨子裡……

文革十年,現代迷信的極度氾濫,封建意識的沉渣泛起,官僚主義、家長作風、一言堂、特權制的肆無忌憚,曾給我們這個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直到今天仍流毒未盡。三中全會以後,于浩成和其他學者一道,開始從制度層面深入反思造成這些災難的原因。一九八五年,他接受香港《鏡報》採訪,其中就談到不解決領導人職務終身制問題,文革悲劇就很難避免第二次重演:由現任領導人來指定下一代領導人,這還是一種封建繼承方式,與民主制大相逕庭。後來的“八二”憲法,明確規定了全國人大、國家、國務院主要領導人的任期,且任期不得超過兩屆,對中國民主政治的建設而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進步,而這種進步的較早實現,與于浩成等學者的推動應該說有極大的作用——先驅者總是不朽的!

在本次採訪中,于浩成還“斗膽”對“摸著石頭過河”提出了自己的質疑,他說,改革應有一個總體設計,否則這邊改了,別的地方沒改,很多矛盾就容易產生。將近三十年過去了,于老的建議在中共的政改實踐中得到了充分地體現,2013年11月12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不就是對改革的一次頂層設計嗎?儘管這一天有些姍姍來遲,但畢竟來了,于老在看到這份重大決定時,不知是欣慰還是酸楚?

歲月不饒人,于老浩成已接近人生的暮年,但心中那份憂國憂民的情愫沒有絲毫減弱,他常以孔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而自況。重溫于浩成,我翻出了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在《新華文摘》創刊十週年時他寫的祝詞:“今年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十週年。十年來我們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和巨大的進步。這些成就和進步的取得主要是由於我們恢復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思想路線的結果。然而,我們當前面臨的形勢仍然是十分嚴峻的,人口膨脹,教育落後,水土流失,河流汙染,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的同時,政治體制改革的步子不快、不大,由於缺乏民主,缺乏對權力的制約,缺乏輿論的監督,經濟體制改革也遇到了相當大的困難。特權橫行,官商、官倒猖獗,官僚主義嚴重,黨風和社會上的不良風氣到了令人難以容忍的程度……”

這篇發言的標題叫《民主、科學、法治》,實際這三方面正是于浩成的同代及當代“公知”們所孜孜以求的目標,也是百年以來國人夢寐以求的理想。轉眼間,以上發言距今已過去了二十五年,當年面臨的諸多問題至今仍在困擾著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的步子不大,經濟改革也遇到了一些困難——讀來尤其振聾發聵。讓人感到高興的是,自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改革大幕重啟,政改重新上路,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諸多事業,正開始沿著一條嶄新的路線艱難地前行。于老浩成在近年的一篇文章中宣告:我深信我國必將融入世界文明的大家庭,嚴冬即將過去,春天的腳步聲越來越近了!

是啊,我們也期待著……

(本文來源於博客日報www.bokerb.com,原文鏈接:http://ddmt.bokerb.com/556129.html.博主為等待明天,發表時間為2014年5月25日18:32:31)

(《重溫于浩成——八十年代風雲人物述評(四)》,《風雨憲政夢》,明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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