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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2日 星期三

王實味紀錄片掀起反思



紀錄片《王實味:被淹沒的作家》透過作家王實味的生平軌跡看民國一代人的歷史命運,探索了中國知識分子宿命以及悲劇命運是否會重演等問題。中國作家戴晴與導演魏時煜有深入互動。

今年三月初,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與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聯合在李兆基樓放映紀錄片《王實味:被淹沒的作家》,並請來作家戴晴與該片導演魏時煜做映後演講與討論。
放映現場座無虛席,討論環節相當激烈,提問的人來自不同年齡層和背景,但都共同關心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知識份子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悲劇命運?應該歸咎於誰?這種命運今天還會重複上演嗎?

《王實味》這部紀錄片本身即是對這一問題的個案演繹,與這部五十二分鐘的紀錄片構成映照的是導演本人數月前剛剛出版的長達四百七十六頁的傳記《王實味:文藝政風與思想改造》。王實味在公眾記憶中只是一個符號,一個指涉中共文字獄和知識份子苦難的化身。為了將符號還原成一個具體的人,導演自二零零八年起,搜集散見於海內的所有文獻,採訪了王實味的親友、同事、學生,以及所有與該問題相關的重要學者,終於在今年得以成書及成片。

與信息量相當龐大的傳記相比,該片仍然呈現了不小的內容密度。其用力方向顯然不止王實味的生平軌跡與作品創作,還有民國整整一代人的歷史命運。無數歷史人物,比如李大釗、毛澤東、魯迅、徐志摩、王凡西、丁玲、蕭軍、周揚等等,都曾與王實味的人生路徑相交叉,然後各走各路。在這種交叉敘述中,影片非常生動地呈現了王實味性格中非常感性和狂狷的一面,比如他曾反覆入黨、脫黨、又入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他對黨員李芬的愛慕之情。影片一步步地展現了這種堅持「人性論」的文人性格與極權政權之間不可轉寰的衝突。一九四二年三月,王實味在《解放日報》發表了震動延安的雜文《野百合花 》。一九四三年四月,王實味因該文在延安被捕。一九四七年中共撤離延安途經山西興縣時,王實味被秘密而潦草地處決。

本片取名「被淹沒的作家」,這種「被淹沒」,在本片中顯現出了多重意味。一是其人被消失,對王實味的親友而言,王實味在他們的人生中「被失蹤」了數十年。影片中王實味之子王旭楓對著鏡頭掩面而泣,因為他有很多年不知父親下落,又有很多年不能合法祭奠,還有很多年無法知道父親確切的受難之處;二是其名被污化,王實味事件的性質在官方紀錄中被反覆塗抹,顯得自相矛盾及語焉不詳,王實味先後曾被定性為「托派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一九九一年才得以被組織平反。其三,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王實味的這種「被淹沒」還可以用來反觀那一代的延安文人群體的命運。前者,是從精神到肉體被全面消滅,成為瘋子和孤魂野鬼;後者,則是爭先恐後地接受「思想改造」,成為意識形態的螺絲釘。不論是被消滅還是被改造,本質上都是對知識份子獨立性的趕盡殺絕。從片中亦可看出寫作對獨立性的內在要求,無數風格鮮明的作家,如丁玲、蕭軍、艾青、何其芳等人,在王實味事件之後,一步步地走到了創作枯竭的絕境。王實味事件從此成了一個現當代文人精神命運的拐點,與此同時發生的另一標誌性事件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導演在片頭字幕中將二零一四年十月習近平在北京對文藝工作者的「講話」與一九四二年毛的講話聯繫起來,其中意味,一言難盡。

戴晴:延安模式背後

戴晴本人是研究王實味的重要學者,也是在本片中出鏡的重要被訪者之一,更是最早啟發導演本人創作本片的一個源頭。她早在一九八八年就對王實味問題進行資料搜集和相關採訪,著成《王實味與<野百合花>》一文發表在《文匯月刊》上,在當年的讀者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可以說,戴晴是最早把王實味問題帶入研究及公眾視野的人,迄今的所有王實味研究都受到過這篇文章的影響。

如今距離戴晴的這篇著名文章已經過去近三十年,她把此次的演講命名為「難道僅僅是他」,她對王實味事件的注意力已經不是王實味個人的實際遭遇,而是這背後的權力結構與最高意志。戴晴分析事件前後說,一九四二年,已經逐步攫取了軍權與黨權的毛澤東要進一步在意識形態領域確立自己的權威地位,「整風」是要在異見分子中殺雞儆猴,促成意識形態的整齊劃一,為中共七大全面確認自己的領袖地位做理論準備。王實味就是這樣一個被選中的典型,之所以選他,一是王實味的性格與文場和官場中的「潛規則」背道而馳,即寫文章從來不知道顧及「上面的意思」;二是因為他沒有拉幫結派,因而不會牽涉其他的利益團體。戴晴認為,王實味是中共意識形態運作中第一個犧牲的典型,延安整風從來不是偶然事件,它是中共意識形態運作的一個固有模式,五十年代的胡風事件與六七十年代的文革都是這種模式的產物。

作為對該紀錄片的回應,戴晴同樣談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她認為這種座談會也是一種模式,是一種資格確認儀式,當年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一百來人後來都成了建國後文藝領域的掌權者。

模式都是不斷重複的,不過戴晴認為,延安模式在今天已經是過去式了。王實味的時代,是一個信息佔有按階層分配的時代,底層因為佔有量低,容易受到意識形態的愚弄。而王實味當年能在《野百合花》中指出等級和權力問題,恰恰是因為他的身份並不低,才能看到底層人所看不到的問題。而今天因為媒介日益發達,信息趨於自由流動,與之相應的是公民社會日益壯大和個人獨立意識的覺醒。今天即使權力上層想要歷史重演,也不大可能成功,因為這種模式的土壤已經不復存在了。

值得一提的是,魏時煜的這部紀錄片並非單獨成片,而是香港電台華人作家系列第二季的一部,去年底已經在港台播出。魏時煜在映後交流中說,她特別注意到,兩季華人作家系列共十三部作品中,只有兩部作品的標題中有「作家」二字出現,恰恰一個說的是「作家的誕生」( 《一個作家的誕生 》,導演戴梓橋),另一個,即她導演的這部《被淹沒的作家》,說的是「作家的毀滅」。

無獨有偶的是,作為作家的陳冠中和王實味之間還存在著一種更加深刻的聯繫。在加拿大卑詩大學任教、專門研究中國知識份子與政治關係的學者Timothy Cheek把當代的陳冠中與上世紀初的梁啟超、四十年代的王實味聯繫在一起,認為他們都是中國近現代文人中以關心政治著稱的代表人物。王實味和陳冠中的寫作中有一種一脈相承的政治性,兩部紀錄片的比較與對照也自有一種啟示意味。

《一個作家的誕生》一片呈現的是陳冠中如何成為一個作家。作為華人世界中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陳冠中的寫作及為此付出的努力公眾並不陌生,該片獨特之處在於片中詳盡呈現了寫作如何發生的過程,一個「路漫漫其修遠兮」的過程。陳冠中的故事有一種極致的味道。他先用了大半生的時間來為寫作做準備:前半生他從事過無數職業,直到天命之年,才確認自己最想成為一名小說作家。為了專心寫作他在二零零零年離開香港,搬到北京,直到二零零三年,他才徹底斬斷各種干擾,宅在家裏寫小說。從二零零三年到零八年,他孜孜以求而不得,小說寫不出來,只寫了一些評論和虛構性的文章。二零零八年,他終於等來了第一本小說《盛世》的靈感。影片不僅呈現了陳冠中面向寫作的這種漫長的準備,還有他日復一日坐在書桌前的掙扎:「我每天一早起來打開電腦坐下來,東看看西看看,有目標就打開文檔寫,想不到東西寫就上網,總之盡量不離座位,希望有奇跡出現。」陳冠中的寫作經歷,就算說是「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也不算誇張。

魏時煜所說的作家的誕生與毀滅,展開來可以說,誕生一個作家太難了,而毀掉一個作家,則太容易了。如何認識這種難易之別,除了歸咎於體制之外,作家本人應當如何自處?應當如何要求自己?

比較陳冠中與王實味

對此問題,陳冠中以自身言行交了一份不同於王實味的答卷。他的小說因為有相當的政治敏感度而不能在大陸出版,對此他在鏡頭前明確回應:第一,即使大陸不能出版,他也還會寫下去,他有條件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第二,他不是要通過小說贊成或反對什麼,小說是他用獨立眼光觀察現狀,尋找真相的途徑。陳冠中的答案包含了兩個層面的獨立性,一是寫作權利的自由,二是寫作藝術的自由。陳冠中此段回應所體現的人格的獨立和清醒,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對作家身份的自覺,在王實味事件過後幾十年後的今天,讓人備感安慰。與此恰好相反,當年王實味很早就以一個小說家的身份登入文壇,其作品常以強烈的個人風格著稱,一九三七年他投奔延安,成為馬列學院編譯部的特別研究員,享受幹部待遇。不知他當時是否明白,從此再不是作家了。他的身已經屬於黨,而他的心還在作為一個獨立的靈魂而苦苦掙扎,至死不寧。

亞洲週刊  衛禹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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