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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4日 星期二

胡适早年对苏联的认识及其变化


   1925年10月,著名诗人徐志摩应《晨报》社社长陈溥生之约,出任《晨报副刊》的主编。徐志摩走马上任后,立即邀请刚从海外归来的张奚若担任主要撰稿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徐志摩认为张奚若“是一位有名的炮手”,是一个“硬人”。当时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在《晨报》正刊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因此张奚若首先写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作为回应。很显然,陈文的用意在于为苏俄辩护,张文的目的则是为了揭露。


张在文章中说,他之所以反对苏俄,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国家仅仅吸取了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了我们的良心,腐蚀了我们的灵魂;帝国主义只想愚弄我们的官僚和军人,苏俄竟然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欧战后,帝国主义的国家还唱尊重我们地土主权的口头禅,苏俄竟然羌无原故地占据了我们的外蒙古(他们的中国朋友还要替他们解释说应该占据);帝国主义的国家仅暗中帮助我们的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竟明目张胆的在广东做我们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写到这里,张奚若无比愤怒地责问:苏俄“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强暴恶劣的手段,在这个毫无自卫力的国家里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还要说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倒要问问不是敌人是甚么?”

   1925年正是国共两党在苏联支持下,在广东发动北伐革命的时候,因此该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并掀起一场“仇俄友俄“大讨论。参加讨论的人很多,其中包括梁启超、丁文江、陶孟和、张慰慈、钱端升、李璜、常燕生、陈翰笙、江绍原、刘侃元、张荣福、胡石青等文化知识界的名流。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没想到讨论到最后,居然发生所谓“北京群众”火烧晨报馆的事件。为此,胡适曾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他强调大家应该懂得“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的“争自由的唯一原理”,从而营造一种容忍异己的社会气氛。否则,“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壁垒森严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胡适与徐志摩、张奚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此之前胡适却一直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没有参加这次讨论。

   这是为什么呢?直到第二年,胡适在出国途中路过苏联时,才在写给张慰慈的信中透露中了个中缘由。张慰慈既是胡适的好朋友,又是著名政治学家,因此胡适连续给他写了三封信谈到他对苏联的认识和感受。他在第一封信中说:到了苏联,看到人家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便深深感到中国的“新政客”除了不研究问题、不延揽人才外,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没有理想,没有理想主义。

   在第二封信中,胡适进一步表达了上述感受。他说:“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正因为这样,他还发出如下的感慨:“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此外他还说:苏俄虽然是个独裁国家,但是从教育统计来看,他们是在用力办教育的。如果按照这个趋势认真做下去,这种独裁专制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在第三封信中,胡适继续对张慰慈说:“我这两天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觉得我前日信上所说的话不为过当。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凡试验与浅尝不同。试验必须有一个假定的计划(理想)作方针,还要想出种种方法来使这个计划可以见于实施。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此外,他还谈到一年前没有参加“仇俄友俄”大讨论的理由。

   他说: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试验正与我们试作白话诗,或美国试验委员会制与经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

   他还说:至于这个试验的成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还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困难,也应该撇开;如革命的时期,如一九二一年的大灾,皆不能不撇开。一九二二年以来的成绩是应该研究的。我这回如不能回到俄国,将来回国之后,很想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作一较长期的考察。

   他强调: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的“武断”也是不好的。

   胡适在莫斯科仅仅停留三天,便经过欧洲大陆到达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董事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又在西欧逗留好几个月。在此期间,他给徐志摩写过两封信,谈了出国以后的一些感想。

   在第一封信,胡适对徐志摩说:这次出国,有许多反省的时间,使他一方面感到沮丧,一方面感到兴奋。沮丧的是:回国九年来,既不知道干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成绩何在,就连办了一年多的《努力》以及“几个朋友谈了几个月的反赤化”,也觉得“浅薄无聊”。兴奋的是:他在莫斯科呆了三天,却感到那里的人“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于是他觉得“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点事,方才可以对得住我们现在的地位。”此外,他还谈到不应该学英国人的懒散和敷衍,应该学习德国和日本的奋发有为。

   在第二封信中,胡适与徐志摩进一步讨论了苏俄问题。他把徐志摩对苏俄“这种政治试验”的质疑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  苏俄的乌托邦理想“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

   第二,  他们的方法对不对?

   第三,  这种办法有无普遍性?

   第四,  “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不成?”

   关于第一点,胡适根据自己对苏联的了解,向徐志摩介绍说:“他们根本上就不承认你心里所谓‘学理’,这却也不是蛮劲。”对于苏联的这种态度和看法,胡适是深表同情的。他说:“本来周公制礼未必就恰合周婆的脾胃,我们也就不应该拿周公的学理来压服周婆。平心说来,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制度是‘在学理上有充分的根据’的?”至于事实上的可能,那应该由事实来说话,“我们不能单靠我们的成见就武断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不能有伟大的生产力。”

   关于第二点和第四点,胡适认为这是方法问题,他觉得“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不成?”完全是一种“孩子气”的问话,但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并不像小孩子想象得那么简单。至于第三点,胡适认为只要肯干并且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得通,都有普遍性。此外,他还在信中讨论了“赤化”问题,并介绍了苏联的教育情况。

   这两封信分别是1926年8月和10月写的,可见直到去了英国以后,胡适对苏联的看法也没有改变。

   1926年年底,胡适启程前往美国。阔别将近十年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之后,胡适的最大感受有两点:一是汽车工业的高速发展,二是社会和时代给美国人民带来的福祉。关于前者,他发现1927年全世界汽车生产量是2750万辆,而美国的汽车拥有量已经达到2233万辆,占世界生产量的80%以上。1926年,美国每六个人中有一辆汽车,到1927年平均每五个人就有一辆。至于后者,他以在纽约参加的“两周讨论会”为例,说当时有六位客人参加辩论,其中一位身穿晚礼服的劳工代表一开口就让他感到诧异:“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好的最伟大的时代”。接下来,这位代表用12分钟时间描述了美国在科学、工业、美术、音乐、建筑上的进步,以及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胡适听了以后,“忍不住对自己说道: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来被压迫的社会分子能站在大庭广众之中歌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有了上述感受,胡适在《漫游的感想》中,专门辟出“往西去!”一节,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他说:

   ——我在莫斯科住了三天,见着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们很劝我在俄国多考察一些时。我因为要赶到英国去开会,所以不能久留。那时冯玉祥将军在莫斯科郊外避暑,我听说他很崇拜苏俄,常常绘画列宁的肖像。我对他的秘书刘伯坚诸君说:我很盼望冯先生从俄国向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国,至少也应该看看德国。

   ——我的老朋友李大钊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两月曾对北京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但他说这话时,我早已到了美国了。

   ——我希望冯玉祥先生带了他的朋友往西去看看德国、美国,李大钊先生却希望我不要往西去。要明白此中的意义,且听我再说一件有趣味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胡适从美国归来路过日本的时候,曾经拜访过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福田德三博士。此人刚从欧洲回来,思想主张便有所变化。胡适问他为什么不到美国看看,他说“美国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国会把我的学说完全推翻了。”

   这话对胡适的刺激很大,因此他感慨地说:“世间的大问题决不是一两个抽象名词(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紧的是事实。现今许多朋友只高谈主义,不肯看看事实”,同样是一种迷信。

   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到达美国以后,已经清楚地看到在两种不同的“社会革命”或曰“社会实验”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何况,他在三天走马观花的参观中,根本不可能看到苏联的“庐山真面目”。

   作者:智效民,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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