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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7日 星期日

若没有被审查方的屈从,审查制度就无法存活


艾未未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版由艾未未授权明镜刊出)


这样的事总在发生:一个月中,北京上海的两个展览,主动或被动地将我的名字删除和遮蔽。他人可以接受,认为不该较真儿的事,我不一样,选择成为一种价值的衡量尺度,仅仅像是在岸边的一个测量水位的刻度。人家说没事儿,我说不行,我也知道我说有事儿并不会影响别人说没事儿。

处在这么一个位置,用我的方式呈现自己的生存状态,没有什么真正的抗争,面对正在发生的事,以我的存在方式证明给自己看,同时也可以权衡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个人的微小的努力。如果我不这样做,则是麻木、习惯,认为这是血液中的事儿,生在这里的,就只能是这样的同一种人。




艾未未

无论做啥,都不妨碍过日子,点头哈腰,唯诺是从,大多情形下可以求得舒适、顺畅,甚至滋润,相安无事。而我的做法总会是使许多人感到不适,他们有天性的优越感,满足于一种他们认为旷世适用的秩序,以绝对的自信,把我的不高兴的原因,直接解释为,由于我希望不安静的存在,希望以某种手段获取利益。显而易见,在争论中,如果有一方必须缺席,必须处于沉默,争论中的指责只是诋毁,缺少自圆其说的可能。但即使是这样的现状,还是反映了问题的实质,那就是,在强权之下的享受屈辱的一方,对发出声音的我同样是仇视的,这个仇视来自他们的清晰的主动的选择,对专制之下的扭曲的价值观进行的自卫,这时做出自卫尤为必要,自卫才能自慰。

当事人一直是模棱两可,装傻充愣。没人问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不这样真的会死么。在每一根毛发都是虚假的环境里,谁要较真儿,必然显得幼稚、儿童化,可是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我的心胸就是那么狭小,小到和新疆人、藏人的心胸一样,我没有旅行的权利,不能出现在公共媒体上,他们即使是骂我,也是白搭,因为我根本看不到。这些假装公允的批评者,回避正面的争论,这已经是不可能,由国家的保护作为他们的天然的屏障,也没人愿意单挑,因为他们羞于见面,而是借助历史性的优势,这种优势,是由多数人的沉默从权力那儿兑换来的,不触及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品质,权利,回避涉及言论自由的话题。他们更善于对一个无法被听到的声音,加以不择手段的攻击。任何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触及基本的价值观,我以我的方式,呈现这个残酷到微妙的程度的存在。在今天的处境中,只有个人的微小行为,可以作为理性抵抗的基石。

谁都明白审查制度存在,为什么存在,很少被讨论。经过政治审查筛选进入传播的信息不再是自由信息,选择、过滤、分配后的信息,致使人的独立自由意志受限,它看上去没直接限制人的自由行为,但是它无时不在控制和刷洗人的感受和认识活动,规定人们被允许接受、选择和拥有的范围,认知和道德上的禁锢是思想奴役的一部分,但是是必要的部分。信息审查之后的世界的变态不仅是因为匮乏,审查制度从根本上扭曲了自然和精神世界的理性秩序。言论审查是信息控制的一部分,目的是使个人没有自由选择和表达的可能,结果必然是每一个个体的意志消沉,判断残缺,理性不存,群体呈现畸形、野蛮、暴力的取向。每一次的对信息的控制和封锁,除去完成权力的绝对优势,也同时产生了主动配合、和维护审查制度的优越感,认同依附权力获取实惠的世俗观点。

配合信息审查的最佳方式是自我审查,它完美的体现在与权力和谋而产生利益输送。这并不意味,思想、价值观的屈从和暧昧仅仅类属于弱者对强者采取的姿态,在国际政治中的每一次国家的较量,审查制度都存在于构成生存的或是获利的首要条件。与权力的合作的历史悠久,也常常是最明智的政治。限制言论自由,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是噤声的一部分,它构成了极权政治的核心部分。

通过言论审查强化权力的优势,被审查方保持屈从的姿态,是构成绝对权力存在的首要条件。封锁信息、限制自由言论,新闻、出版物、教科书、网络、音乐会或是艺术展,所有表达层面均受到控制和审查,犹如每一处都受到污染,审查制度依靠盘剥个人存在所需要的自我认知,阻止和切断了生命对存在和快乐的体验。有恐惧存在时,快乐不存在,个人意志殆尽。屈从于强权而获取快感是猥琐的,没有主动的分担耻辱,那些罪恶也难以存在。

审查制度赐给合作者无需竞争就可以获取的利益优势。文化经营更须是显露出乖巧懂事,屈从权力并给足面子的范儿,权力一旦有所不适,这个活儿就没了。由于现实的秩序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在腐朽文化体制中,能够生存的有声有色,不但需要悟性,还需要默契。这个规则其实原始而简单,游戏的参与者都难以脱开原罪,暴力之下的每一处辉煌和炫耀,如果不是来自于对抗,必然是出卖。

审查制度,通过利益划分的配合与默契来完成,配合和默契成为审查制度的参与者、分得利益者,而不是通常流行的“他们也是受害者”的说法。自我审查的合作行为以协从身份获取利益。没有默契和主动配合,审查制度是无法存活的,这是生存的竞争,规则简单易懂。

对于表达者权利的探讨,具体的探讨。谁都明白,我是无法在公正的平台上争论的,在这里,我的名字无处不被遮蔽,一种虚拟的存在,只存在于那些在意我的人的意识里,而那些在意我的人,他们经纬分明为两类,一类是,我的行为强化了这些人的存在的生存品质;另一类是,我损伤了他们谋取利益的路径,这个路径可以是现实的,或是道德层面的,这才是他们不会放过我的真实的理由。是我挡了他们的路。只有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舆论平台,才有说得上话的机会,我的所为,是为了寻找一个说得上话的机会,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首要条件。

来自任何一方的挑战,都会直接威胁到他们赖以生存的道德基础。这些人从来不是受害者,他们也永远不会是受害者,虽然不时有抹泪的样子。是他们的每一次的深度的默契合作的姿势,加强了强权的快感,它直接的加害于每一个抗争者,广泛地与强权形成默契是社会伦理溃败的深层原因。如果选择配合才是免于受害的唯一路径,他们的前途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黯淡的完结了。

一个艺术家是一个行动者,是政治参与者,美学判断与伦理与哲学有关,是世界观的一部分。愿意不愿意,它是艺术的核心部分,因为脱离伦理和哲学的美学并不存在。

如何看待言论自由,保护言论自由,维护独立立场,这些问题的性质清晰明确,难以闪烁其词或是随意涂抹。真正的美学价值取向在历史变革中,历来具有绝对优势,那些坚持个人的价值取向,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社会是不文明的,是没有前途可言的,每个人需要做的只是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当一件事情公开化,个人或是社会的标准和伦理同样会受到挑战,人永远不是孤立的生活着,这是我的艺术理念的一部分,个体自由表达会激发更为特殊的交流,有特征的表达激发有特征的交流方式。

我所维护的权利是可以共享的,而失败只属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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