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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4日 星期三

見識了剛到手的權力怎麼腐蝕青年領袖

《新史記》戴晴 專稿


我本人,在十分不情願的情況下,卻不過朋友力勸,參加了(1989年)5月16日的一次知 識分子大遊行。遊行到天安門廣場,我見到無比昂揚地正走在隊伍裡的 阿肥:蔣緯國的妻舅丘延亮。他當時正在讀人類學的博士,這回是真心誠意地相信,1989年的此刻,中國,我們的也是他的中國,將發生偉大的民主轉型。與阿 肥大熊抱之後分手,隨著遊行隊伍往前走,走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前邊的時候, 一個朋友見到我加了進來:劇作家王培公。一批學生圍上來讓我們在他們的襯衫背後簽字。培公抽空偏過頭指這文化宮大門對我說:“丫的們正在裡頭分副總理 呢!”我隱約知道他指的是臨時設在裡邊的“知識份子聯絡處”,以李陀、蘇煒、鄭義等作家為主。此聯絡點一直維持到坦克上街。具體故事,他們自己,還有曾經 帶著學生領袖前往聯絡的張朗朗,會講得更加精彩確切。


本文作者戴晴。

到 5月27日,我的朋友、劇作家劉樹綱之妻、戲劇編輯沈及明哭著打來電話,說怎麼救救她的兒子——他們一批對不出效果的絕食感到不耐煩,憤而以死相拼的中戲 學生,絕水已經三天,很危險了。我立即四處聯絡。因為對待學運的看法不同,活躍在知識界的朋友們已經不願意搭理我。記得那前後廣場核心曾提出一個“八人名 單”,說同學們願意聽聽這些成年人的意見,其中有我。很快,我得知:另外七人不願意與我一起見同學。我說“那我就單獨見”——話雖然這麼說,覺得一個人力 量還是太弱,決定借助黨內開明高幹的威望。就在我趕到李銳家動員他出面的時候,人民日報社長秦川跑過來報告:不用了不用了。絕食停止了!

但 我還是趕到和學生領袖會見的地點(我的朋友張朗朗在南河沿南端一個胡同裡邊的一個小院)。所有和緩局面的建議——包括青年人撤出、成年人接棒;包括為防止 瘟疫,請抗議者暫時讓出廣場,以便衛生部門清理消毒……都遭到輕蔑拒絕。後來知道,當時正有大筆捐贈源源不斷達到廣場,年輕的領袖一邊敷衍我們說“沒有可 能”,一邊簽字批條,身邊還帶著權充文秘的姑娘。我算是見識了剛剛到手的權力怎麼腐蝕青年領袖。

6月3日,軍隊開進。沿長安街射殺平民。 那天,我的丈夫,和所有前往觀望的市民一樣,一直在廣場。我在家中幾乎徹夜未眠。清晨,得知已經在最後的斡旋下退出廣場、正撤回學校的學生,在途徑六部口 時遭坦克碾壓。我為自己所在的黨幹出這樣的暴行感覺恥辱。恰在此時,有日本和香港的長途採訪電話打進來——我當即宣布退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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